西边村口的马蹄声没有停。

第二队骑手从北面冲来时，灰甲领头人还站在粮棚门前。他手里的黑边急札没有递出去，村长也没有把双锁钥匙交给任何一方。

“北路第一批迁民到了！”骑手喘着气说，“不是一村，也不是一镇。前队在柳湾，后队还在白沙，沿路三十七个取水点都有人。”

灰甲领头人皱眉：“多少人？”

“昨日点到的有六万八千，今早又有两万多从西沼过来。还有没有登记的，数不清。”

粮棚门口的人全都看向沈棠宁。

她没有立即问灾民从哪里来，而是问：“他们带了多少水？”

骑手愣住：“水？”

“前队离这里多远？”

“最快的车队今晚能到三十里外，老人和伤员慢些，至少五十里。”

“他们带了多少水？”沈棠宁又问了一遍。

骑手张了张嘴：“每人……约半壶。有些队伍有水车，有些没有。”

“牲畜呢？”

“一千多头骡马，牛车不下六百。还有羊。”

沈棠宁抬头看向西边灰白的天空。

六万八千人若每日只按最低饮水算，一人一升便是六万八千升。若再加熬粥、伤口清洗、妇人和孩子的额外需求，三十七个取水点每个都要承担近两千升，不算牲畜，不算洗锅，不算有人把水带走。

这不是一支逃难队伍。

这是正在移动的城。

“他们往哪里走？”她问。

骑手指向北面：“都说去归雁。有人说归雁有仓，有人说归雁有井，还有人说归雁接收所有无籍灾民。”

灰甲领头人的目光变了。

“归雁没有接收六万人的文书。”

“所以他们不能来。”村长脱口而出。

话说完，他自己也看了一眼粮棚。

村里只有两口能出水的井，公共粮棚里二十七袋种粮还没有确定归属。村民若把所有门都关上，前面的人仍会沿路往北；若打开村门，几千人就能在一夜之间把井和柴草用尽。

沈棠宁没有责备他。

“他们现在不是来不来归雁的问题。”她说，“是这条路已经成了他们唯一能走的路。”

赵守田问：“那就让他们走别处？”

“别处也有人。”

她接过骑手递来的旧路图，将它摊在粮棚木板上。图上原本只有驿站、县城、渡口和粮点，今日被人用炭笔添出许多小圈：柳湾、白沙、南坡、黑石堡、归雁城外，还有一条没有官名的旧盐道。

“谁画的？”

“三个传信人各画了一份。”骑手说，“路口、人口和粮点互相对不上。”

沈棠宁将三张图叠在一起。

柳湾报前队一万两千人，白沙报一万七千，西沼报四万。人数加起来超过报上总数，可三处的车数和锅数又对不上。有人把整户算作一人，有人按灶算，有人只数能走路的青壮。

“没有统一口径。”

“人都快走到城门了，还要先统一口径？”灰甲领头人问。

“不统一，粮点会按一万人准备，路上却来三万人；水点按三万人挖，下一处又重复挖三口。到最后不是粮不够，而是谁也不知道粮已经被谁领过。”

灰甲领头人冷笑：“军令可以统一。”

“军令只能让人停步，不能凭空生出水。”

她在木板上写下五栏：人在何处、能否行走、今日吃过什么、下一处去哪里、谁为这段路负责。

赵守田看着那五栏：“你要给六万人一人登记？”

“现在没有人力，也没有时间。”

“那怎么记？”

“先记队，不先记人。”

她把路上人员分成四种标记：能自行行走的家庭队，带伤和病弱队，牲畜车队，以及不明来源的散队。每队由三名互不相识的人共同报数，记录锅数、车数、老人孩子大致数和上一处取水时间。人数不确定，就写区间，不能为了看起来整齐而填一个假数。

“有人故意报少呢？”赵守田问。

“下一处按锅、车和领水牌复核。报少的人少领，报多的人也不能凭嘴多领。误差单独写，不能把误差藏进总数。”

“这会很慢。”灰甲领头人说。

“快的办法只有一条。”沈棠宁抬头，“把他们赶在一起，给一处粮、一处水、一个守门人。那样最快，也最容易死得一齐。”

没人再说话。

午时，第一批迁民终于出现在北面土坡上。

远远看去，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深色河流。车轮陷进冻土，老人坐在车板下，孩子用布条拴在母亲背上，牲畜的脖子上挂着空罐。有人扛着门板，有人抱着晒干的麦秸，还有人只带了一把缺口的锅。

他们没有旗，也没有统一的领头人。

队伍走到村口时，前头已经有人倒下。

不是饿死，也不是被刀砍伤。

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旁边的妇人不断喊他名字。孩子的嘴唇发白，额头却滚烫。妇人说他们昨夜在柳湾喝了井水，今早已有三个人呕吐，队里的人不让他们继续跟车，怕拖慢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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