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不会重蹈这种覆辙。
但他心里也清楚:大明不是后世,洪武年也不是新中国。
想照搬“土改”那一套?无异于拿斧子劈龙骨——船没修好,先把它拆散了。
这年头,一纸诏书掀翻百年田契,换来的不是春耕,而是火并。
有些事,急不得;有些路,只能绕着走。
代价太重,门槛太高——朱雄英压根儿就没打算碰那条路。
可这并不意味着他手头就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
大明立国才几年?朝纲初立,政令未固,百废待兴,连户部的税册都还在逐年修订。旧规矩还没钉死在墙上,新办法就还有插缝落脚的地方。戴着镣铐跳舞,好歹还能抬腿;要是连镣铐都焊死了,那就只能原地蹲着喘气了。
再拖个一两百年?等礼法成了铁律,官制成了祖训,海禁成了天条,那时候想挪动一根指头,都得先叩头请旨、焚香祷告——那才叫真正寸步难行。
“不忙,不忙。”朱雄英指尖在紫檀木案上轻轻叩了两下,节奏不紧不慢,“当务之急,先把玉米和土豆找回来。”
他顿了顿,抬眼望向门外:“老江,传话下去——备船,出海!”
这事他早有铺垫。前年派过三支船队往南洋、东洋探路,水手熟悉季风,舵工认得星图,连海图都已攒了厚厚一摞。寻个大陆,总比闭眼瞎撞强得多。
朱雄英心里盘算着:三年,够了。
毕竟百年前,那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只靠几艘小船、七十来天,就踩上了美洲的土地。
当然,人家那边是天生的航海福地——大西洋暖流像一条温顺的引路绳,信风一年到头稳稳当当,连海鸟都飞得有方向。大明可没这等便利。
但眼下船坚炮利、罗盘精良,又有朱雄英亲手画出的经纬草图、航程推算,再配上一支敢闯敢试的船队,真要较起真来,未必比人家慢多少。
只要船能靠岸,航线摸清,后头的事就简单了。头一趟带不回种子?那就二趟、三趟……来回跑几趟,总能把朱雄英点名要的东西,一粒不落地捎回来。
“哎,差点漏了件要紧货!”
朱雄英忽地坐直身子,提笔又添了几行字——
美洲还藏着一样宝贝:橡胶。
蒸汽机离了它也能转,用牛皮、麻筋勉强凑合;可往后修铁路、造轮船、做车轮、包电线……哪样离得开这黑乎乎、弹溜溜的小东西?
它不光要带,还得多带、快带、稳妥地带。
这一趟远航,自然不能再交给蓝玉。老爷子年近七旬,骨头硬朗归硬朗,可远洋颠簸、昼夜守更、风浪里搏命——那是青壮水手的活计,不是老将军该扛的担子。
念头刚落,朱雄英又顺藤摸瓜,想到了更多。
不列还好,一列出来,连他自己都怔了一下。
原来后世餐桌上那些寻常物事,竟十有七八,生在美洲:
土豆、红薯、玉米、橡胶,自不必说;
南瓜金黄,向日葵追着太阳转,辣椒辣得人跳脚,番茄红得像灯笼,菠萝甜得淌蜜……这些,统统长在万里之外的同一片土地上。
若真能在三五年内陆续引种回来,北方旱地种红薯,南方坡地种玉米,沿海沙地试种花生——大明百姓的饭碗,怕是要从“吃饱”往“吃好”、“吃活泛”上奔了。
工匠们忙着锻铁铸模、琢磨齿轮,朱雄英也没闲着。
第一个三年计划,是他亲手搭的架子,可骨架再硬,也得血肉填实。
一人思虑再密,也有照不到的暗角;两人商量,便多一分周全;十人共议,才算真正扎下了根。
他把刘伯温旧部里的几位老账房、江南来的农学通、福建懂海贸的老舵师、甚至两个曾在高丽见过火器作坊的匠首,全请进了西苑书房。
十天后,江才捧着一叠厚如砖块的纸册进门时,腿肚子直打软。
这才几天?主子爷又憋出这么一大摊子事?
“这些……真能亩产那么多?”他声音发干,手指按在纸页上,仿佛怕那墨迹会烫手。
也难怪他惊疑。
眼下大明北地最好的水田,精耕细作、风调雨顺,一亩顶多收三四石麦子,已是顶破天的数字。
可纸上写得清清楚楚:同样一亩地,种土豆,产量是小麦的二十倍;种红薯,更是三十倍往上翻!更难得的是——它们都能当主粮嚼!
“高产是高产,能顶饿也是真能顶饿。”江才皱着眉,话锋一转,“可光填饱肚子,养不出结实身子啊。”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若让百姓常年拿这些当主食,久了,人会越吃越单薄,个头矮、力气弱、孩子生得少……这不是帮大明,是给大明埋雷。”
朱雄英点点头,没反驳:“所以我说——它们是‘饭桌上的帮手’,不是‘地里的主人’。麦粟稻粱仍是根本,它们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江才长长呼出一口气,心里那块石头松了一半,可眉头还是拧着:“可……主子爷,您怎么知道得这么准?连亩产、习性、种法都像亲眼瞧过似的?”
朱雄英只是笑了笑,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没接这话茬。
“别的倒还罢了,”江才迟疑片刻,压低了嗓门,“可这‘工业’二字……实在烫手。”
他没明说,朱雄英却听得明白。
当皇帝的,谁不盼着天下安稳?田里有人耕,坊里有人织,市上有人卖,夜里有人巡——太平日子,就得这么过。
最怕什么?怕百姓闲下来。
一闲,就想东想西;一闲,就爱聚堆说话;一闲,就容易生事、闹事、惹出大事。
乾隆爷当年见了蒸汽机,摇头不许,不就为这个?一台机器顶上百号人,百号人没了营生,不就成了游荡的流民?流民多了,就是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