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光景，在旧时婚育节奏下，差不多十五至二十代人。
而东方许多地方，直到新千年伊始，仍有不少人日日为糊口奔忙，一碗稀粥、两块粗饼便是整日指望。
若按代际推算，这种差距已拉到二十五代上下。
一边是多数人顿顿有粮、餐餐见油；一边是多数人常年在饥饱之间打晃……百多年积攒下来，身高差、体能差、耐力差，自然就显出来了。
但单看眼下……永乐初年，大明百姓平均身高一米六出头，稳居天下之首。
这已是农耕时代所能抵达的顶点。
个体高矮，或赖祖上遗传；一国均值，则全凭手头活计是否扎实、仓廪是否殷实。
譬如倭国，百年之前平均不过一米五上下。西人初登其岸，见当地人短小精悍，便戏称“骑马的猢狲”。
可待其工坊渐起、稻麦稳产、乳肉入膳，不过百年光景，青壮平均身高便跃至一米六以上。
这批拔节生长的平民子弟，后来成了对外用兵的主力。
当然，并非个子高就一定胜算大……真要挑兵，难道只量尺子不验臂力？
可高个子往往意味着吃得饱、睡得沉、扛得久。行军三十里不喘，守城三昼夜不倒，冷兵器对阵时多挥一刀、多撑一刻，胜负便在此间。
近现代火器虽烈，但伏击、穿插、固守、急行，哪样离得开一副好身板？
唯有一处例外，是南半岛。
近代列强驻军久矣。当地权贵为攀附示好，供奉妇孺以悦外兵。
兵去之后，混血儿渐多……某种意义上，确如悄然换种。
及至后世，南北两国新生代青少年身高竟相差近十厘米。
这数字听着轻巧，实则意味着：若要拉平战力基线，一方须多投数倍粮秣、多耗数倍训练、多熬数倍时间。
然战力终非仅由身板决定。操练是否严苛、器械是否趁手、士气是否可用，缺一不可。此处所议，唯体格一端而已。
故无论朱雄英日后经略南洋，抑或北征漠北，甚至西向万里，提升民身体质、拓宽优质兵源池，皆是当下最紧要之事。
因此，东南亚，他绝不会松手。
朝堂之上为此争执良久。各方皆推自家信得过的人选，欲领此役。
毕竟朱棣运回的那一船船银锭，众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纵使南洋金银不多，可那田土肥得流油……占下百里，种稻植蔗，收成抵得上中原千顷良田。谁还稀罕在家门口争那几亩薄地？
朱雄英乐见其争。
国势危殆时，党同伐异必损元气；可如今四海承平，文官彼此较劲，反成制衡之术。
最后他拍案定音：不选名震边关的老将，也不用朝野称颂的宿帅，偏挑了个履历平实、战功扎实、从无虚名的中年将领。
意思再明白不过：你们可以推人，但用谁，朕说了算。
你们觉得合适，朕偏不用……这不是赌气，是底气。
即便事有闪失，担责的是荐人之臣、统兵之将，不是天子。
朱雄英要的，是埋头做事的人。花架子、空口号、老资历，他一概不认。
办成了，功劳归于实干者；办砸了，板子落在推举者与执行者身上。
他的威信，始终悬于事外，却稳如磐石。
这便是圣裁……不怒自威，不动如山。
此外，尚有一事亟待着手：民间盛行的高利贷。
小则令百姓典屋卖地，家破人亡；
大则蛀空吏治根基，使官民隔阂日深、政令壅滞难行。
高利贷之所以蔓延成风，根子在利厚……息滚息、利套利，稍不留神便压得人断脊梁。
朱元璋清楚这玩意儿的杀伤力，早就在《大明律》里立了铁规：“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久，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止杖一百。”
换言之：月息上限三厘，借十年、二十年，总息最多等于本金。
他视此律如金科玉律，一字不容改，连批注都禁绝。可正因这份刚硬，反倒凿出一道深缝……他管住了“利”，却没盯紧“本”。
表面看，利息封顶，高利贷该绝迹了。
可若借的是“虚银”呢？
明代放贷者很快摸出门道：叫“扣头”。
名义上借你一百两，实则只交九十两、八十两，甚至更少。银子还没焐热，账本上已记满百两。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载：“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机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
五扣即五十两当一百两使。利息仍按律以百两为基数，照三厘月息收……实际年化达七十二厘。
一千两放出去，一年光息就七百二十两。本金还没动，债主已赚翻天。
手段还不止这一种。名目翻新，花样迭出：称“程仪”“冰敬”“炭敬”者有之；托“荐书费”“关说资”“候补押契”者亦有之。律条还在纸上端坐，现实早已绕着它打转，越走越远。
问题来了：区区一笔借贷，何以撼动整个官僚体系？
因它专盯一类人……进京赶考的士子。
放贷者先递茶攀谈，再不动声色点破关节：“功名不是单凭文章定的。殿试过后，派往何处为官，才是真章。”
“山沟县衙缺人手、穷得叮当响，案子堆成山，上司不问缘由先问责……您真愿去？”
“若想分发顺天府、苏州府这类膏腴之地，上下通融，少不得几处打点。”
话不多，句句戳心。不少读书人咬牙应下，真掏钱去“活动”。
此举看似帮人谋职，实则把行贿变成了入场券。
更棘手的是，借了京债的士子，多半拿不出现银还。而放债的岂是善茬？背后有人、手里有门路，催债不必动粗，一封密信、一次“偶遇”、一纸未署名的弹章，足令新人未上任先胆寒。
可朝廷发的俸禄，薄如蝉翼。三年知县年俸不过四十五两，哪经得起利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