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不是日日挂在嘴边“孔孟之道”“圣贤遗训”么?那就索性派去半岛。
其中未必没有通晓实务、能理一方政务的干才,放过去历练,也算人尽其用。
表面看,两头兼顾,一石二鸟。
但这么一动,大明内部立刻就绷紧了弦。
自朱雄英执掌朝纲以来,用人之急,从未缓过一日。
上至翰林院讲经的博士,下至工坊里抡锤的匠人,个个缺。
最吃紧的是基层劳力……修路的、开矿的、运粮的、建厂的,人手永远不够。这也是他火速兴办学堂的根由。
如今若真按朱棣所议,抽调大批官吏、军士赴半岛,协助设治、安民、建制,那朱雄英面前摆着的,就是一道绕不开的硬坎:人从哪儿来?
他心里更倾向第二策……让朱棣把半岛百姓往大明腹地迁。
大明人口远未见顶,生产力又日日攀高,哪怕将来涨到两三亿,只要早做筹划,养活并不难。
可“迁”字说来轻巧,路上却不知要折多少人。
那些人不是本国子民,水土不服、疫病横行、逃亡走散……抵达者能剩几成?谁也不敢打包票。
更不用说,光是粮秣转运、舟车调度、沿途安置,就得掏空国库一角。
值不值?划不划得来?这笔账,朱雄英得回宫后同群臣细算。
至于让半岛人自治?他压根没当回事。
与其指望他们自己立政、理民、纳赋,不如趁早动手迁人。
就算半道上倒下几个,也强过在原地被豪强盘剥、饿死冻毙。
一时之间,他沉默良久。
群臣反复权衡后,拿出个折中之策:分步走。
先挑一批人过去……既有能写判词、理户籍的小吏,也有懂屯田、善抚民的能员;
再挑一批已归化多年、通汉语、习礼法的半岛百姓,先行内迁;
其余尚未教化者,则暂留原地,慢慢推行识字、授农、设塾,待风气渐变,再图后举。
道理很简单:让当地人亲眼看见……那些从前穷得揭不开锅的亲戚,到了大明,分了地、进了厂、孩子上了学,日子一天天亮堂起来。
人心自然就动了。
话是这么说,落地却不易。
谁去?谁留?谁先迁?谁缓迁?哪州接人?哪县安顿?
这些关节,还得内阁、户部、兵部、工部坐下来一条条抠。
方向定了,朱雄英便不再插手细节。
只每日问一句:“商议得如何了?”
这事拖不得。拖久了,生变。
……
“王爷,您瞧陛下最后会选哪条路?”朱棣身边亲随低声问。
朱棣望了望窗外灰蒙蒙的天,慢声道:“陛下这个人……不好猜。”
琢磨半天,他只想到这四个字。
“实话说,我也摸不准他心思。”
在朱棣眼里,半岛那些人,瘦小枯干,站成排都难齐整。
真要挑炮灰,他也只肯从北直隶、山东挑身板结实的青壮。
那些人,怕是连扛旗都嫌矮。
再说那地方,偏僻苦寒,耕作艰难,种啥收啥全看老天脸色。
若非扼守海防要冲,他连城门都不愿多踏一步。
倒是岛国,虽土地贫瘠,好歹金矿银矿埋得深,粮食也能勉强自给。
相较之下,朱棣实在想不通……
朱雄英为何盯死半岛不放?
打服了,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躺着收钱,不比亲自派人管、贴钱养、操心安顿省事得多?
他不知道,朱雄英要的,从来不是半岛那一片荒山瘠土。
他要的是人。
是能推车、抡镐、织布、炼钢、修铁路、造火轮的活生生的人。
没有足够人手,工业化就是空中楼阁。
工厂建得再大,机器转得再响,没人买、没人运、没人修、没人扩产,终归是死水一潭。
西方列强为何拼死抢殖民地?
岂止为便宜的棉花、铁矿、苦力?
更是为了那千万张等着买货的嘴、千万双等着穿鞋的脚、千万户等着点灯的屋。
大明眼下人口不少,撑起纺纱织布、烧瓷酿酒这类轻业,绰绰有余。
可若想铸万吨巨轮、架千里铁轨、造百尺火轮,这点人,远远不够。
朱雄英缺的,从来都是人。
这才是他决意彻底掌控岛国与半岛的深层缘由。
在朱雄英看来,岛国与半岛,各自都有难以根除的痼疾。
可这,恰恰是它们在东亚“怪物房”里活下来的本事。
半岛强不强?岛国强不强?这个问题,本就无需多问。
无论古今,两国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岛国近代确曾短暂崛起,甚至给中原王朝留下刻骨之痛,仇恨深到世代难消。
半岛呢?单靠自己,几乎难有起色;它的所谓强盛,全赖米国扶持。
就连今日岛国表面的繁荣,也脱不开义父全球霸权的荫庇。
但这只是以华夏天下的眼光去打量。
评判一国强弱,不能只盯某一时、某一地,而得拉长视线……看世界格局,看千年脉络。
中原王朝强不强?答案毋庸置疑。
远溯两汉,近至唐、元、明,哪一朝不是万国来朝、四夷宾服?
宋朝或许例外……可就算最孱弱的南宋,面对横扫欧亚的蒙元,也硬扛了一百多年才亡。
再看别国:能撑过三十年者,已是凤毛麟角;抗住五十年的,更是寥寥无几。
连后世常被讥为“积弱”的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鼎盛王朝?
就连晚清,在1840年之前,仍被西人视作与己平起平坐的大国。
后来洋人摸清了清廷底细,才渐渐失了敬畏。
鸦片战争前,整个东亚,无不把希望系于清廷身上……视其为东方重振的唯一指望。
这条东方巨龙,数千年间始终立于世界之巅;唯近几百年,喘息稍滞,险些被时代甩下车。
久而久之,一种惯性便悄然生根:
上至庙堂,下至市井,人人心里都揣着一个默认……若非第一,必是哪里出了岔子。
军力、经济、文化……样样该是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