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换成随军出征的年轻文官，柔韧但不软弱，一路南下，到了天竺地界，遇见个修行千年的蛇妖。两人动了真心，可偏偏撞上当地那些自诩“得道”的高僧，打着降魔旗号，实则偏执狂妄、欺世盗名。

要是这戏排好了、演火了，往后大明真要与天竺周旋，百姓心里早就有数：谁讲理，谁蛮横；谁护苍生，谁装神弄鬼。

罗密欧与朱丽叶？骨架差不多，换个皮囊就行……男主改作天竺某城邦里被族长逼死的读书人，满腹经纶，却因家规森严不得娶心上人。他不是叛逆，是清醒；不是轻狂，是挣扎。而那个挡在中间的族长，越狠毒，越衬得男主的光亮。

《歌剧魅影》更妙。面具之下，两个男人都是才子：一个建起金碧辉煌的戏院，一个谱出震耳欲聋的旋律。他们争的不是女人，是尊严、是艺术、是人在暗处仍不肯弯下的脊梁。这两个角色，必须是大明人。

朱雄英心里清楚得很：观众记住的，常常不是“好人”，而是那个让人又恨又叹、又怕又敬的角色。有血有肉的反派，比扁平的英雄更能扎进人心。

至于《西贡小姐》，他没兴趣照搬那一套……什么白人救世主、东方女人跪着等爱的烂调子，他瞧不上，也绝不会写。但故事底子可以借：一个战乱里的姑娘，在命运夹缝中守着一点念想，等一个回不来的人。只是，这次等人的，是位在安南教书的女先生；那人，是奉命勘边、音信断绝的大明军官。

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后世西方那些戏台银幕上，把黄皮肤画成滑稽脸、把东方话编成怪腔调，把智慧说成诡计、把深情说成依附……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改过。朱雄英穿过来那会儿，连动画片里配角都长着眯眯眼、说着洋腔调。后来是藏得深了，可人醒了，假面就戴不住了。

他要做的，就一件事：让所有故事里，大明人站着说话、笑着赴约、哭着抉择、硬着脊梁扛事。不神化，不矮化；有错，有悔，有软肋，更有不可折的骨气。

这事，不靠喊口号，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立在纸上、台上、屏上……立住了，世界自然看得见。

他手里有整座文库，有匠人、有伶人、有印坊、有驿路。方向定了，往下推就是。

吕青山起初听得直皱眉……这些儿女情长，听着像闲磕牙，哪值得太子爷花半个时辰细细掰扯？直到朱雄英话锋一转，点破内核：

“故事要揪心，要让人夜里睡不着，惦记着人物的命。”

“主角，必须是我大明人。男的女的，聪明的、笨拙的、笑的、哭的、赢的、输的，都得是咱们的人。”

“女主可以是天竺姑娘、安南女子、琉球渔家女……但别把她写成‘等着被拯救’的影子。她得有主意，有脾气，有来处，也有去向。”

“行侠的，是我大明人；断案的，是我大明人；造火器、修水利、写兵书、译佛经的，还是我大明人。”

“反派也能是我大明人……但得有个让人点头的苦处：被逼反的秀才、守旧误国的老臣、为保全家族不得不黑化的锦衣卫……坏，得坏得明白，坏得让人唏嘘。”

“最后一条：这些戏、这些书，既要让咱自家百姓拍大腿叫好，也得让外头人抢着看、抢着译、抢着学。你听懂了？”

如今早不是朱雄英初登基那会儿，事事亲盯、句句过问的时候了。他只把舵把子往正道上一拨，底下自有懂行的人，稳稳掌住帆。

吕青山一开始还懵着，越听越坐直了身子，手心微微发烫。

等朱雄英说完，他猛地起身，深深一揖，额头几乎触到地面：“殿下这招……是不费一兵一卒，先夺人心呐！‘上兵伐谋’，真真是用活了！”

他当了十多年文官，经手的盗版官司数不清。那些抄书的、翻刻的、偷谱的、盗戏的，赚得盆满钵满，作者反倒穷得揭不开锅。老百姓买的是便宜本子，压根不知原作者姓甚名谁。

若能把这行当理顺了：版权立起来，印坊统起来，戏班管起来，海外译本审起来……朝廷未必多挣多少银子，可作者有了活路，好故事才敢往下写。

更实在的是……盗版商，从来不交税。

哪怕全国盗版清掉一半，省下的税、收上的利、补上的漏，数字看着不大，可这是干净钱，是长流水。

关键是，这钱背后，是人。是读得懂字、看得进戏、能思辨、会共情的人。

大明识字不算稀奇，可在天竺、在安南、在西洋诸国，识字的，十个里挑不出一个，全是官、是僧、是商贾、是贵族子弟。

这些人，才是各国真正的脑子和手腕。

万一有一万个读者里，真有一个，因为看了《天竺夜雨》里那位宁死不诬良吏的巡按，转身投了大明使团；或因《安南灯》里那位教孩子认字的女塾师，默默把自家儿子送进广州官学……这故事，就算值了。

谁说得准呢？也许十年后，他在天竺写的批注，会成为当地书院考题的出处；也许二十年后，西洋船队停靠泉州，船长开口第一句，是用京片子问：“《沧海月》新排的那折，还有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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