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朱雄英出了城，一头扎进北平周边的小县、乡集、村落里。
离了城墙，繁华气儿立马淡了。有些村子破得让人心头发紧……墙皮剥落、门板歪斜，可人脸上没怨气，反倒见了生人还主动递碗热水。
多数人能吃饱，过年也能扯块新布做件褂子。
只是腰包薄得像纸，一场病、一场雨、一次断工，就能把一家子拖进泥里。
按恩格尔系数算，六成以上是常态；偏远些的村，七成都打不住。
可问他们苦不苦？多半摆摆手：“比前些年强多了，那时饿得啃树皮。”
至于南边？
庄稼人种完地、喂完猪、哄完娃，哪还有力气琢磨千里之外的人怎么说话、吃什么饭？
真较真南北之分的，反倒是城里读过书的、跑过码头的、或是衙门里抄过文书的小吏……有闲，才有心。
说白了，肚皮没填满，心思就顾不上山高水长。
十天下来，朱雄英把北平方圆百里看了个七七八八。
越是走得深，越觉得胸口发闷。连一向爱笑的夏子暄，也渐渐少言寡语，夜里常望着窗外发怔。
最让他心头一刺的是：咱们眼里穷得揪心的日子，在这些人嘴里，竟是“知足”“踏实”“比从前强”。
再穷，饭碗没空；再难，过年还能给孩子添双新鞋……这就够了。
南方也不是没有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但确实少得多。
那儿商号林立，工厂一座接一座冒出来，新修的城门还没干透，招工告示就贴满了墙。
活路多，人就活泛；活泛了，日子自然就宽裕些。
比起北地，南方的富庶，不是差一点半点，而是实打实的两层台阶。
更远的深山沟壑，朱雄英没去。
但他知道，眼下这年景，地还宽得很。只要肯出力，一家老小饿不死、冻不着。
贪官污吏？不是没有，可如今谁敢在税银上伸手太长？轻则摘帽，重则下狱……朝廷盯着呢。
历朝历代都头疼的事，其实没那么玄乎。
张居正当年一条“考成法”，就把吏治稳住了大半……事情落到人头上，办没办、办得好不好，一笔笔记着，糊弄不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不是张居正，大明恐怕得提前近百年垮台。
考成法说白了，就是给官员打分……干得好升，干不好罚。但张居正这套办法漏洞不少，执行起来容易走样。
朱雄英早几年就开始悄悄补漏、修边角了。
考核这事，早就明确交给吏部办；那会儿他还一口气清退了一批年迈失能、跟不上新规矩的老官。
这些年，“绩效”二字也慢慢从京师铺到了州县……不是喊口号，是真跟俸禄、升迁挂钩。
光涨工资？压不住贪风。
你多发几两银子，人家高兴一阵子，久了反倒觉得“就该这么多”。钱一到手，心就定了，毛病照犯。
可把考核和绩效绑在一起，立马不一样……谁敢糊弄，饭碗不保；谁肯实干，前程可期。
再加上徭役全免了，官吏想伸手捞油水，连缝都难找。
表面看，多数百姓还在温饱线上晃荡；可比一比前朝，日子已算宽裕多了。
“为什么……”夏子暄皱着眉，声音轻却很沉，“他们起早贪黑，锄头磨秃三把，粮仓堆满两间，怎么还是富不起来？”
朱雄英轻轻呼出一口气：“种粮，本来就不挣钱。”
道理其实直白得很：粮食一多，价就跌；米面便宜了，人人吃得饱，可卖粮的农民，手里银子反而少了……同样一石麦子，从前换三钱，如今只值一钱半，还能多挣什么？
但对北方百姓来说，这十年也不是没好处：布匹、盐铁、油醋茶，样样便宜；农闲时若碰上邻近修河、筑城、建驿的活计，去扛两天沙包、抬几筐砖，也能贴补贴补家用。只是这类差事少，抢的人多，轮不上几回。
粮食稳了，国家强了，地里的收成反倒不值钱了。
说到底，自古至今，靠种地发财的，从来不是弯腰流汗的庄稼人，而是囤粮的、放贷的、包税的、转手倒腾的那些人。
单在村里过日子，其实也够用：交完皇粮，留足口粮，余下的谷子换点铜钱，买盐买灯油；菜蔬自家院角、田埂边随手撒一把籽，就能吃半年；冬春无事，进城帮工、跑腿、赶车，一年添两件新衣，运气好些，还能攒下几两压箱底的银子。
可这就够了吗？
凭什么城里人穿绸吃肉、听曲逛庙，乡下人一年三百六十天，日头没出来就下地，月亮升上树梢才收工，最后只落个“饿不死、冻不着”？
凭什么你过得舒坦了，就要把别人往上奔的路，一道道垒死？
朱雄英心里认死这个理：绝不能认。
他看见的，已是挑拣过的；他看不见的，不知还有多少人，连“饿不死”这三个字，都写得颤颤巍巍。
有人吃不饱，真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因为官府黑……只是生在山沟里、旱塬上、盐碱滩，土薄水少，种啥啥不长，再拼命，也翻不出那口深井。
朱雄英不是那种只对眼前苦处动容的人。
北方，必须改；而且要大刀阔斧地改。
南方也不能松劲，只是眼下，他的心思，更多搁在北边。
“四叔啊四叔……”他苦笑摇头，“这一摊子，怕又得劳烦你们了。”
顿了顿，又低声补了一句：“有朱高燧在，总该……强些吧？”
说来也怪：老朱家头几个皇帝，治国理政都不是强项。
偏偏最懂内政的朱高煦，一身本事没施展几天，就因体弱胖疾，登基不到一年便猝然离世。
倒是朱高燧这些年沉得住气、压得住事；再配上徐妙云那副精明稳当的性子……朱棣那块地方，兴许真能撑住、甚至盘活？
但愿吧。
朱雄英叹了口气。实在不行，也只能抽调几个人过去搭把手。
可刚想到这儿，他忽然一怔：姚广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