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图略一沉吟，点头应允，“既然吴郡大局已定，便让幼平回来交接吧。”

见主公松口，太史慈并未立刻退下，眉头反而皱得更紧：“还有一事……关于华司隶与管幼安。

凭主公书信及在下担保，劝服华先生入仕江东尚有几分把握。

但管先生……”

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几分迟疑。

白图心中明了。

华歆如今已是江东同僚，有些话太史慈不便说透，但那层窗户纸其实并不厚。

世人皆知华歆与管宁交情匪浅，却又因“割席断义”

一事，在道德高地上泾渭分明。

想当年二人在南阳耕读，田间忽见金叶，管宁视若无睹，继续挥锄；华歆却拾起端详片刻，方嫌弃地掷去。

后又遇权贵车马喧嚣而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扔书出门窥看。

这一举动，让自诩清高的管宁大失所望，遂划地为界，与之绝交。

当然，后世解读各异，有人说是管宁以正视听激励友人，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二人性格使然。

但随着华歆仕途亨通，这段往事被反复咀嚼，成了讽刺华歆追逐名利的铁证，令两人关系变得微妙而尴尬。

历史上，华歆位极人臣后多次举荐管宁，后者却至死未出山，或许是不屑于曹魏政权，又或许是碍于昔日割席之谊，不愿接受昔日朋友的提携。

“无论管宁最终是否肯出山，信务必达。”

白图神色淡然，指尖轻轻敲击桌面，“信中我已言明，即便他不愿投身官场，江东亦可为其留一处隐居之所。”

对于管宁这类顶级名士，只要他不兴风作浪， merely 供养他的名声价值，便足以抵消成本。

至于华歆，白图心中并无半分成见。

不因“割席”

故事便轻视其格局，更不因后世“受禅台”

上的身影就将其钉在乱臣贼子的耻辱柱上。

识人用人，看的从来不是过往的闲谈，而是当下的价值。

世道浑浊，求忠臣于乱世本就是一种奢望。

白图心里比谁都清楚，指望满朝文武都像太史慈那般死忠，或是人人都能做他的结义兄弟，那是痴人说梦。

他不需要全员圣人，只要不是陈宫、张松那种主动递刀子的主儿，便都是可用之才。

华歆、王朗，乃至如今投奔而来的世家子弟，甚至包括那位德高望重的老陆康，在白图眼中的价值定位非常清晰：能干活，别捅娄子。

他看重华歆，并非单纯仰慕其人品，而是实打实地看到了他在豫章治理上的赫赫政绩。

更深层的考量在于历史走向——后世华氏在曹魏门阀政治中崛起，甚至为了自保与司马氏交好，最终成了西晋的重臣。

想当初，华歆若在朝堂上真把司马懿扼杀在摇篮里，或许三国格局便会改写。

可惜曹叡、曹真没听进去，导致祸根埋下。

如今华歆选择站在白图这边，与其说是被大义感召，不如说是出于一种精明的利益计算和名节维护。

这些人就像刘备入蜀后的益州旧部，若真到了穷途末路，对方许以 ** 厚禄，他们大概率会换个主子。

但这在白图的容忍范围内。

只要不是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盼着开门迎降的蔡瑁、蒯越之流，这种“投机”

是可以被管理和利用的。

毕竟，甘宁不也是冲着蜀锦工艺的技术红利才跟着干？只要所求之物在白图的掌控之中，且未触碰底线，这种基于利益的绑定反而比虚无缥缈的道德誓言更稳固。

华歆和王朗虽不够感性，但极度爱惜羽毛。

他们或许会在大势已去时妥协，但绝不会像张松、许攸那样主动出卖主公以求荣。

这种微妙的界限，正是白图驾驭群臣的关键。

他心中自有天平，表面却不动声色。

绝不做那刘璋式的糊涂蛋，直到被人绑了还分不清谁是心腹。

更重要的是，绝不能给手下留下“内外有别”

的借口。

若是当年刘景升有雄才大略，吞并张鲁、据守关中，哪怕后来战败，那些宁死不降的张任、死谏的王累，亦或是投降的严颜、献州的张松，都将一同成为中兴汉室的名臣，青史留名。

刘璋的悲剧，不在于下属不忠，而在于他未能提供一个让所有人共同受益的政治愿景，才导致众叛亲离，连累了忠臣的清誉。

白图对此有着近乎冷酷的清醒：他对团队的要求必须严苛。

就像夷陵之战后，黄权退路被断被迫降魏，刘备不仅没有诛杀其家眷，反而直言这是自己决策失误所致，不能怪罪部下求生。

这种敢于揽责的胸襟，才是凝聚人心的真正核心。

白图端坐于州牧府深堂，目光冷冽。

刘备那份坦荡自省的姿态，并未换来他的宽宥，反而让他看清了局势的险恶——此人虽示好，却未动根基。

至于黄权那身家性命与清名，不过是政治博弈中随手可弃的筹码，绝不可能成为刘备洗刷罪责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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