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虞、张这些江东本土豪族，他也正在暗中观察，评估他们适合哪一块蛋糕。

而甘宁，就是第一批吃到肉的人。

在这场权力的棋局中，当新的商税推行遭遇阻力时，甘宁必须站在州牧府的最前线，旗帜鲜明地为白图冲锋陷阵。

这不仅是生意，更是站队。

信任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亦有亲疏深浅之别。

白图将造船重任托付给甘宁，赌的便是这份沉甸甸的信重。

至于那蜀锦工艺，更是被白图视作投名状，毫无保留地赠予对方作为起家之本。

听闻此言，甘宁面上的表情精彩得难以形容，惊愕、狂喜、难以置信交织在一起，片刻后才深吸一口气，沉声道：“今晚，我陪你喝！”

技术层面，白图选择的方案极为务实。

他并未贸然推行超越时代的近代工艺，毕竟船工与匠人的认知局限是客观存在的，强行跨越会导致效率崩塌。

真正的高精尖海船，需要钢铁、精密仪器等一整套配套体系支撑，绝非一朝一夕可成。

因此，他退而求其次，选取了东吴中后期的成熟技术。

别小看这个节点，彼时的江东水军正处于上升期，其船只设计与航海技艺已颇具规模，足以支撑起从会稽出海、直抵夷州乃至北上辽东的战略宏图。

目光转回金陵。

建安二年的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州牧府迁驻金陵已有一段时日，这座城池在冬日的萧瑟后迎来了久违的繁华。

借着新年契机，街头巷尾灯火如昼，喧嚣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各大世家豪门早已嗅到风向，纷纷在金陵购置产业。

即便尚未正式入仕，各家也在城内置办了别院，更有甚者直接在城郊圈占了田庄。

此举虽非举家迁徙，但安置族人定居，既是为了向新主示好，更是为了构建一个高效的情报网络，确保家族利益不被时代洪流抛下。

民部作为率先布局的部门，自然捞到了第一桶金，但若论盆满钵满，却还差些火候。

汉代的地产逻辑与后世大相径庭。

此时的土地价格远未泡沫化，即便是东汉鼎盛时期的洛阳，基层官吏勤廉数年，亦能购得一处宅邸。

房价的起飞，依赖于高度繁荣的市民商业经济，而汉代豪强的财富积累，主要依靠的是国家特许经营（辜榷）和大宗垄断交易，缺乏广泛的民间消费支撑。

自王莽篡汉以来，商品经济出现倒退。

汉武帝为弥补战争亏空，推行的“均输”

、“算缗”

等税制虽属萌芽，但因汲取过度，加之西汉后期复古运动的影响，彻底掐断了商业自由发展的苗头。

尽管“坊市制”

已存在，但城市经济活力不足。

直到唐代，随着安史之乱后坊市界限打破，城市地价才真正迎来爆发式增长。

韩愈诗中“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的感慨，杜甫在荒郊搭建茅屋的窘迫，皆是那个时代房地产艰难现状的缩影。

归根结底，东汉的商业生态并不成熟。

虽有巨富之家，却无庞大的中产商贾群体；民间交易仍以物易物为主，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对标准化商业产品的需求极度匮乏。

白图指尖轻叩案几，目光穿过庭院中摇曳的树影，落在虚空中的某一点。

江东之地，看似繁华，实则如散沙一盘。

那些所谓的大宗 ** 交易，就像水过鸭背，根本留不下多少油水给朝廷。

这就好比陈氏暗中运送千骑潜入江东，连淮南那个号称“乱世之枭雄”

的袁术都成了瞎子，哪还有余力去捕捉这些踪迹？更别提从中抽取税赋了。

要想从这些流动的黑金里拔牙，除非能建立一套比私下交易更高效、更安全的官方集散体系。

只有当官方的港口、商路成为各方势力不得不依赖的枢纽时，税收的大网才能真正收紧。

否则，难道还要修一道长城，把整个江东圈起来搞封闭管理不成？那显然是痴人说梦。

现实远比理想骨感。

如今的东汉商业版图，甚至比西汉全盛时期更为萎缩。

九成九的百姓依然被困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牢笼中，手工业与商品交换极度匮乏。

这意味着，虽然白图现在有机会通过户部重新制定商税法，从源头上正本清源，防止后世那种层层盘剥的弊病重现；但坏处同样明显——短期内，商税这块肥肉，根本指望不上。

想要靠商业税收来填补军费窟窿，终究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愿景。

在这几年的过渡期内，白图只能咬咬牙，顶着良心的谴责，继续向土地要粮，通过压榨农户来维持这支军队的运转。

这是一条漫长的爬坡路。

只有当粮食产量实现指数级跃升，释放出大量过剩劳动力投身工商业，商品经济的齿轮真正转动起来，“商税”

才能成为继田赋之后的第二支柱。

而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解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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