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秋末，我从天津灰溜溜地回石井村。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绿皮车，倒两小时中巴，再踩三里多黄土路。走到村口的时候，鞋底的泥坨子重得像绑了两块砖。背包里就两件换洗衣服，袖口都磨毛了，连半毛钱没有。在五金厂干了一年流水线，每天十四个小时，临到年底老板卷着全厂工资跑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是同村老乡凑的。

进村的时候，几个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头看见我，笑着喊大侄子赚大钱回来了。我扯着嘴角摇了摇头，手往兜里掏烟都不敢伸出来。兜里就半包皱巴巴的哈德门，还是临走老乡塞的。

村口大槐树下，张老蔫吐了口烟圈，叹气说这年头钱难赚屎难吃，还是自家院子靠谱，种啥长啥，埋啥都踏实。旁边的李老头立马笑了，说踏实个屁，前阵子王老二家埋在院子老槐树底下的两千块钱，被老鼠刨出来撒了一院子，风刮得满村都是，找回来的不到一半。

张老蔫又抽了口烟，慢悠悠吐出那句老话：“院子是自家的，但埋进去的，不一定埋得住。”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就当他们闲得慌扯闲话。

北方农村就这样，家家户户都有个带院墙的院子。土坯墙圈起来，就是一户人家的全部底气。院子里辟半亩菜园子，种过冬的白菜萝卜，边角搭鸡窝，养十几只下蛋的母鸡，墙角挖菜窖，冬天埋土豆红薯。有的人家攒了半辈子的钱，用油纸包三层，埋树根底下，觉得比放信用社还保险。

那时候我只觉得，院子就是农民的根，埋进去的都是过日子的指望。

后来三叔家的事闹开，我才知道那句话里藏着的寒意，能凉透人的骨头缝。

回村之后我天天在家待着，帮我妈喂鸡，翻菜园子地，偶尔去村口小卖部买包烟，听村里人扯闲篇。那阵子村里最热闹的事，就是有外来的承包商要来收地。说是外地大老板要搞规模化养鸡场，租村里的地，一亩地一年给好几百块，一次性给好几年租金。

这话一出来，整个村子炸了锅。

那会儿一亩地种粮食，除掉种子化肥，一年到头能落一百多块就谢天谢地了。人家给几百块还不用出力，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家家户户往村支书家跑，问啥时候签合同，生怕晚一步就轮不到自己。

我回村半个月的时候，那个老板真来了。

一辆黑色桑塔纳在村里土路上慢悠悠开着，后面跟辆白色面包车。小孩追着车跑，大人扒着院墙看。那会儿整个村里，也就村支书去镇上开会能蹭上桑塔纳，普通人连摸都摸不到。车停在村支书家门口，下来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大腹便便，穿件黑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见了谁都笑着递烟，递的是红塔山。那会儿村里人都抽两块钱的哈德门，红塔山是办喜事才舍得拿的好烟。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那个有钱的承包商，老韩。

老韩叫韩保国，说话带点南方口音，出手阔绰，带着村支书挨家挨户谈租地的事。大部分人家当场就签了，给的价实在太高，没人能拒绝。只有少数几户，要么地挨着祖坟，要么实在舍不得菜园子，没松口。

而老韩最看重的，是三叔家的地。

三叔叫张德旺，是我爸的亲三弟。我爸兄弟四个，三叔是最小的，村里出了名的精明，更是出了名的穷怕了。年轻时候家里穷，兄弟四个挤三间土坯房。三叔娶三婶的时候，连一百块彩礼都凑不齐，挨家挨户磕头借，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穷鬼。从那以后，三叔就对钱着了魔，一分钱都要攥出水来。为了多占村里半分地，能和村支书在村委会吵三天三夜。为了赚五块钱，能骑二八大杠跑三十里地去镇上帮人拉货。

他家住村西头，紧挨着国道。院子里的菜园子方方正正半亩地，离国道只有几十米，拉饲料拉鸡苗都方便，是整个村里位置最好的一块地。老韩第一家就找了三叔。

我那天正好在三叔家，帮三婶修压水井的井头。

老韩带着村支书推门进来，进门就笑着给三叔递烟，说张老哥，我叫韩保国，你叫我老韩就行，今天来是想跟你谈谈你家院子里这块菜园子的事。

三叔接过烟，没点，夹在耳朵上，脸上没什么表情，说啥事你直说。

老韩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说想租这块地建鸡舍，一亩地一年给八百块，比别人家多两百，一次性给五年租金。

我在边上拧螺丝的手都顿了一下。半亩地，一年四百，五年就是两千块。2003年的石井村，两千块够普通人家安安稳稳过一整年。我以为三叔会当场拍板，毕竟这是他这辈子都难遇到的好事。可没想到，三叔的脸一下子就沉了，把烟从耳朵上拿下来，扔回给老韩，说不租，我家这块地是种菜养鸡的，离不了。

老韩明显愣了一下，大概是没遇到过给钱都不要的人，随即又笑了，说张老哥，价好商量，你要是觉得少，我再加，一亩地一千，还是一次性给五年，咋样？这话一出，连村支书都在边上帮腔，说德旺，这么高的价，整个县城都找不到第二家，你可别犯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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