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九，把烟掐了，快去把带子换了！这都几点了，镜头里全是一片白花花的烟雾，回去怎么剪？”

我师傅刘瘸子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力道大得我差点把手里的摄像机给摔了。我揉了揉脖子，啐了一口唾沫，心里暗骂了一声。2010年那会儿，我在闽西龙岩那带跟刘瘸子学做婚丧录像。那时候设备还沉，大肩扛的松下摄像机，压得人肩膀生疼。

那天是五月十七，天热得跟蒸笼一样，空气里黏糊糊的。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叫青竹岭，是福建山区深处一个特别偏的老村子。村里全是一动不动的毛竹山，大山把村子围得死死的，一到傍晚，山风吹过来，林子里全是“哗啦啦”的响声，听着让人心里发毛。

我们之所以来这，是因为村里死人了。死的是个叫吴阿婆的老太太，活了九十二岁。

在我们福建这边的山里，老人活到八十岁以上去世，是不叫白事的，叫“喜丧”。

既然是喜丧，那就不能哭，得热闹。主家不仅请了镇上最好的唢呐班子，还专门从隔壁县请了一个闽剧戏班子，在祠堂外面的空地上搭了个大戏台，足足要唱三天三夜。

“九儿，别犯嘀咕。这趟活儿主家给得大方，两千块钱一天呢。”刘瘸子吐了个烟圈，眼睛瞄向祠堂门口那张贴着红纸的礼桌。

那张桌子后面坐着吴阿婆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那俩人五十多岁了，腰上系着白麻布，脸上却一点悲伤的意思都没有。大儿子手里拿着个计算器，按得“嗒嗒”响，旁边的二儿子正把一叠叠厚厚的百元大钞往一个红色的塑料脸盆里扔。

那是白包，也就是礼金。

因为吴阿婆活得太久，儿孙满堂，整个青竹岭甚至隔壁几个村子的人全来了。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喜丧的白包比普通白事要翻倍。我下午晃悠过去看了一眼，那账本上密密麻麻全是名字，数字最少也是两百，多的有上千。大儿子一边收钱，一边跟来人递烟，笑得那嘴豁子都快咧到耳根子去了。

“这哪是办丧事，这不就是分钱嘛。”我低声咕哝了一句。

“闭嘴，少说多看，别惹事。”刘瘸子瞪了我一眼，拎着他的拐杖去旁边喝茶了。

到了晚上十一点多，席面散了，吃饱喝足的村民陆陆续续回了家，戏台那边也暂时歇了。整个祠堂里只剩下几个吴家的年轻人在守灵。

我也累得够呛，把摄像机固定在三角架上，对准灵堂中央的黑木大棺材，调成自动录制模式。我和刘瘸子守在灵堂旁边的偏房里，那地方放了几张长凳，我躺在上面昏昏欲睡。

“对、对、对，单吊五万！给钱给钱！”

灵堂里传来一阵压低的低呼。那几个吴家的孙辈顶不住困，在棺材旁边的空地上支了一张折叠桌，开始打麻将。噼里啪啦的麻将声在空旷的祠堂里回荡，伴随着浓烈的劣质香烟味，怎么看怎么荒诞。

老太太的遗像就挂在正堂中央，黑白照片里的吴阿婆瘦得像干瘪的橘子皮，嘴角微微下垂，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张麻将桌。

我翻了个身，刚准备睡过去，突然，外面的麻将声一下子停了。

那是一种毫无征兆的安静，就像收音机被人突然拔了电源。

“刚才……你们听见没有？”说话的是吴阿婆的小孙子，叫阿强，声音里带着一股东北乱炖式的颤音。

“听见什么？你别他妈一输钱就装神弄鬼的，赶紧出牌。”另一个年轻人骂了一句。

“不是……真的，有声音。就在，就在大夜里……”阿强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睁开眼，从长凳上坐起来。偏房离灵堂就隔了一道木门帘，我透过缝隙往外看。只见那四个打牌的年轻人都站了起来，脸色在昏暗的日光灯下显得有些发青。

“咚。”

一声沉闷的响声，清晰地从灵堂中央传了出来。

那声音不大，但很钝，就像是有人用指关节，在厚重的木板上狠狠抠了一下。

而那个方向，只有一口棺材。那是一口上好的樟木棺材，盖子已经用钉子彻底封死了，四周还用红绳结结实实地捆了三道。

四个年轻人都僵住了，大夏天的，我看到阿强的脑门上瞬间渗出一层白毛汗。

“咚，咚。”

又是两下。这一次更清楚了，甚至连棺材上面的红绳都跟着微微颤了一下。那声音不是从外面敲进去的，而是从里面……往外撞。

“妈呀！”一个年轻人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上，手里的麻将散了一地，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刺耳的骨碌声。

我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也彻底清醒了。死人动了？这怎么可能？吴阿婆在医院里都断气三天了，拉回来的时候身子都硬了，是我亲眼看着入殓师给她穿上那身藏青色的寿衣的。

阿强咽了口唾沫，大腿不停地抖，但他毕竟是亲孙子，壮着胆子挪到棺材旁边。他没敢靠太近，隔着一米多远，脖子伸得老长，声音颤得不像话：“阿婆……？是你吗，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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