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夏天，闷得像个盖紧了的蒸笼。

那时候我刚中专毕业，分配在县城第二化肥厂的供销科，住在厂里那栋老筒子楼的二楼。那破楼是七十年代盖的，一条长走廊贯穿过去，十几户人家共用两个公厕，油烟味、小孩子的尿嫂味，还有隔壁两口子打架的声音，天天在走廊里横冲直撞。

住在我隔壁的，是何春莲一家。

何春莲那年三十七，长得倒是不丑，就是颧骨高，一双三角眼看人时总是耷拉着，阴沉沉的。她男人叫周建国，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在这栋楼里，何春莲是个没人愿意招惹的角色。不为别的，就为她那张嘴，尖酸刻薄，而且结婚十几年，肚子里连个响动都没有。

在当年的西南小县城，一个女人三十多岁还没孩子，背地里嚼舌根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我好几次下班，都瞅见一楼王大妈几个围在花坛边，声音压得极低：“瞧见没，那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老周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这些话，何春莲肯定听见过。因为每次她从那些人身边走过时，那张脸黑得像锅底，踩在水泥地上的塑料凉鞋咯吱咯吱响，恨不得把地踩出个窟窿。

一九九零年冬天，周建国出车回来，怀里居然抱了个女娃。

那娃瞅着也就四五岁，瘦得跟个干瘪的红薯一样，浑身上下就剩下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人。周建国逢人就递烟，红着脸解释，说是外地大山里一个远房亲戚生太多了，养不活，送给他家当闺女，小名叫丫丫。

丫丫刚来那天，何春莲站在家门口，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罩衫。她没去接孩子，就那么冷眼瞧着。周建国把孩子往她怀里推，她身子往后一闪，丫丫差点摔在地上。

“哎，春莲，以后这就是咱闺女了，咱也算有后了。”周建国赔着笑。

何春莲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笑，可那笑怎么看怎么让人发毛。她扯着嗓子对走廊里看热闹的人喊：“哎呀，看这孩子，多可怜。以后我一定把她当亲生的养，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话说得漂亮，可等周建国前脚一走，后脚这筒子楼就成了丫丫的活地狱。

何春莲觉得自己生不出孩子被笑话，全是因为这个丫丫的出现，坐实了她“不行”的名声。她把所有的恨，都记在了这个五岁孩子的头上。

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为我的床头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红砖墙，对面就是她们家的厨房和阳台。

一到夜里，周建国不在家的时候，那墙板就开始隐隐作响。

“赔钱货，老娘看见你这张脸就作呕！”何春莲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一只半夜里掐着脖子的老鸹，“吃吃吃，就知道吃！你那个穷鬼妈把你扔给我，是成心来讨债的是吧？”

接着就是皮带抽在肉上的“啪啪”声。

那孩子，丫丫，真是老实得让人心疼。她几乎不怎么大声哭，总是那种死死压在喉咙里的闷哼，像是一只快要憋死的小猫。

有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她们家阳台。那年冬天下着大雪，县城的温度降到了零下几度。我顺着那扇破木窗的缝隙往里看，丫丫就穿着一件单薄的秋衣，光着脚丫子，站在水泥阳台上。

风呼呼地刮，那孩子冻得全身发紫，牙齿咯咯作响。她怀里死死抱着一个东西，那是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

那个娃娃特别旧，身上穿着一条褪色的红裙子，塑料做的眼珠子还掉了一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空洞。那是丫丫来的时候唯一带在身上的东西。

何春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大号的缝衣针。我亲眼看见，她一把扯过丫丫的小手，那针尖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冷光。

“不许哭！哭一声老娘掐死你！”何春莲咬着牙，一针扎进了丫丫的手指尖。

十指连心啊。丫丫痛得小脸惨白，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可她愣是不敢喊出声。因为何春莲手里还拿着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扯下来的擦脚布，随时准备塞进她嘴里。

打完了，折腾够了，何春莲把那只瞎了一只眼的红裙子布娃娃狠狠砸在丫丫脸上。

“拿好你的破玩意儿！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不要你了，全天下就剩这破东西陪着你。再不听话，老娘连这娃娃也一把火烧了！”

我站在外面的阴影里，浑身发抖。当时的我，自私，也怂。

我想过敲门，想过制止。可是在那个年代，清官难断家务事，谁家打孩子不是常有的事？我要是推门进去了，何春莲那张破嘴指不定能编排出什么闲话来，说我跟她不对付，或者说我多管闲事。整个筒子楼里的人都知道丫丫挨打，洗衣服的时候、洗碗的时候，大家都在传，可谁也没站出来。

“哎，别人家的孩子，咱不好插手。那孩子命苦，碰上这么个后娘。”

王大妈每天在水槽洗菜时就这么一句话，叹口气，接着该干嘛干嘛。大家都在冷眼旁观，觉得只要火没烧到自己头上，闭上眼、捂住耳朵，日子就能照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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