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胜蹲在太平集茶楼东边那间杂货铺对面的房檐下,已经蹲了整整两个时辰。天热得厉害,屋檐下的阴凉被太阳一寸一寸地蚕食,快到正午时他整个人已经暴露在了毒辣的日头底下,后背上被汗水浸透的衣裳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泛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渍。他头上扣着一顶破草帽,面前摆着两个装山货的竹篓,竹篓里的核桃和干枣摆得整整齐齐,但他一上午只卖出去三把干枣——两个铜板,铜板在兜里被汗浸得发黏。他不敢挪地方,因为这个位置是整个太平集大街上唯一能同时看清杂货铺前门和后巷入口的位置。杂货铺的门面不大,一扇半旧的木板门,门楣上悬着一块斑驳的木匾,上头的字被风雨剥蚀得只剩几个模糊的笔画,依稀能认出“义兴杂货”四个字。铺子旁边是一条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巷子,巷子尽头拐个弯就是太平集南街,从那里出镇子往南走,过了双塔山再走二十里就是晋绥军358团的防区。
孙德胜用草帽扇着风,眼睛盯着杂货铺的门。这几天他把这间铺子的底细摸了个大概——铺子主人是个姓钱的老头,太平集本地人,六十来岁,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见人就笑,街坊邻居都叫他钱掌柜。铺子里卖的无非是些盐巴、火柴、粗布、针线之类的日用杂货,买卖不大,光顾的也多是本镇和外村来赶集的穷人。这样的铺子放在太平集并不起眼,要不是和尚在茶楼会面那天注意到了异常,谁也不会把这么一间破杂货铺跟晋绥军的情报点联系起来。但孙德胜相信自己的眼睛——四天前那个脖子上有青色胎记的中年男人走进去之后,钱掌柜的表情明显变了,虽然只有那么一瞬,但孙德胜看到了。正常做买卖的人看到熟客进店不该是那种表情,先是微微一愣,然后快速往门外扫了一眼,动作快得像做贼。
正午时分,杂货铺里没有客人。钱掌柜坐在柜台后面的竹椅上打盹,脑袋一点一点的,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深刻。孙德胜从竹篓里摸出半块苞谷面饼子,就着壶里的凉水啃了几口,眼睛始终没离开那扇木门。这时一个挑着空担子的货郎从南街方向走过来,在杂货铺门口停了一下,似乎想进去买点什么,但朝里面望了一眼之后又挑着担子走了。孙德胜注意到那货郎走路的姿势不对——扁担搁在肩上的位置太高了,而且步伐均匀得不像长期挑担子的人。干过重活的人挑担子时为了省力,扁担会在两肩之间来回换,走起路来身体带着一种自然的摇晃。但这个货郎走得像根标枪,每一步的间距都几乎一样。孙德胜把草帽往下压了压,遮住自己半张脸,从帽檐下面打量那人的背影。那人穿着粗布对襟褂子,裤腿用草绳扎着,脚上是一双打了补丁的旧布鞋,装扮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左手腕上露出一截皮肤的颜色比胳膊上其他地方要浅一些,形状有一指宽,像常年戴手表留下的晒痕。这年头手腕上能常年戴手表的人,怎么可能是挑担子卖货的货郎。
孙德胜咽下最后一口饼子,把水壶塞回竹篓里,慢慢站起身来。他没有急着跟踪那个货郎,而是先朝杂货铺的方向看了一眼。钱掌柜还坐在柜台后面打盹。孙德胜把两个竹篓用扁担一挑,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跟着货郎走的方向去了。
货郎从太平集南门出了镇子,沿着通往双塔山的大路走了大约三里地,在路边一棵老皂角树下面停下来歇脚。孙德胜远远地也停下了脚步,蹲在路旁的一条干沟里假装解手,用草帽遮着半张脸从沟沿上观察。货郎在树下站了一会儿,不时往南面路口张望,像是在等人。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南面来了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两个庄稼汉打扮的人,牛车慢悠悠地驶到皂角树旁边时停住了。其中一个庄稼汉从车上跳下来,走到货郎面前,两人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看了一眼。庄稼汉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货郎的担子里,货郎则从担子底下抽出一卷东西递过去。两个人交换的动作在距离上看得很清楚,配合熟练得像排练过无数遍。
然后他们各自走了。货郎挑着担子沿着来路回太平集方向,牛车则继续往南去了。孙德胜蹲在干沟里等两拨人都走远了才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在心里把整个过程过了一遍:货郎从太平集带了那卷东西出来交给了牛车上的庄稼汉,庄稼汉把布包给了货郎,货郎现在回镇上去了。布包里是什么?那卷东西又是什么?他不知道,但这条情报线的大致脉络已经浮出水面了。太平集杂货铺是个中转点,北面来的消息通过货郎带出来,在皂角树交给南面来的人,南面的人再通过牛车把消息送往晋绥军防区方向。这条线是从南面通到太平集再转往更南面的。问题是消息从太平集以北来的时候是怎么进杂货铺的——是那个脖子上有胎记的勤务兵带来的?还是另有其人?
孙德胜回到平安城后把他观察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李云龙和赵刚。他讲得很细,连货郎手腕上那条浅色晒痕和两个人交换物件的动作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李云龙听完之后在屋里走了两圈,手掌搓着后脖颈子,这是他想事时的习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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