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的火车哐当哐当碾着铁轨，车窗外的青纱帐一片片往后倒，暑气裹着煤灰从车窗缝钻进来，闷得人胸口发堵。整节车厢里烟雾缭绕，地上扔满了烟蒂，几百号弟兄挤坐着，全耷拉着脑袋，半点儿声儿都没有，跟来时路上嘻嘻哈哈捞油水的热闹劲儿判若两人。

有人摸着怀里刚分的银圆，也没了往日的笑模样；有人攥着家信反复摩挲，皱着眉叹气，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刚安稳没两年，转眼就要背井离乡去大西北，谁心里都不是滋味。

阚二库蹲在车厢角落，抱着枪，脸垮得能滴出水来，憋了半天嘟囔一句：“妈的，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北京多抄两家逆产。这下好，银子揣了一兜，老家没了。甘肃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喝西北风啊？”

顾长风靠在车壁上，也皱着眉搓脸：“银子再多也有花完的一天。关键是弟兄们的家眷都在徐州，老的老小的小，真跟着去甘肃，路上兵荒马乱的不说，到了那边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周围几个老弟兄也跟着叹气，七嘴八舌全是愁：

“我家娃刚满周岁，这千里迢迢的，哪经得起折腾？”

“听说甘肃那边全是戈壁滩，连口正经粮食都吃不上，咱们去了干啥？跟土匪抢饭吃？”

“早知道不趟复辟这趟浑水了，好好的江北地盘待着，惹一身骚，连根都给人拔了。”

谷大仓坐在最里头的长凳上，靠着车壁闭着眼，手里夹着的烟烧到了指节才回过神，随手把烟蒂扔在地上踩灭。他也愁，后脑勺都快挠破了，可他是这两千号人的主心骨，不能垮。

“嚎什么丧！”他抬眼扫了一圈，声音不高，却压过了满车厢的叹气声，“天塌不下来。不就是挪个地方吗？又不是砍头。徐州是咱老家，可也不是这辈子就钉死在这儿了。先回徐州，把家眷都安顿好，能带的带上，带不走的托给亲戚照看着。车到山前必有路，到了甘肃，咱照样能闯出一片天地。”

话虽这么说，他转头望向窗外飞速后退的田埂，望着越来越近的徐州地界，心里也没底。

闯荡十多年，好不容易攒下徐州这块根基，一场复辟闹剧，说没就没了。甘肃那地方穷山恶水，马家军、地方土匪、各路残余势力盘根错节，哪是那么好混的？

可事已至此，愁也没用。总不能领着弟兄们回头跟段祺瑞拼命，那是自寻死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车厢里依旧闷闷的，只是叹气声少了点。弟兄们都知道，谷大仓心里比谁都清楚这趟去西北的难处，可他都没慌，大伙慌也没用。

火车哐当哐当往前开，载着一车厢的愁绪，直奔徐州城而去。

回到徐州时，已是傍晚。院里的海棠花落了一地，家仆们见他回来，个个小心翼翼不敢出声，都知道北京那边的事不妙，督军心里不痛快。谷大仓径直进了书房，往太师椅上一瘫，手撑着额头，连官服都懒得脱，满脑子都是甘肃的戈壁滩和徐州的老地盘，越想越堵得慌。

正闷着，房门轻叩两声，夫人周冠英端着一碗冰镇绿豆汤走了进来。她一身利落的藏青布衫，发髻梳得齐整，脸上不见半分慌乱，把汤碗往他手边一放，才缓缓开口：“北京的事，我都知道了。不就是挪个地方去甘肃吗，天又没塌，看你愁的。”

谷大仓抬眼瞅了她一眼，苦笑一声：“你说得轻巧。咱们在徐州经营这么多年，一万多弟兄的家眷、田产、商铺全在这儿。说走就走，拖家带口去西北，路上折腾不说，到了那边连块落脚的熟地都没有，喝西北风啊？再说甘肃那地方，穷山恶水，马家军、土匪遍地都是，哪是那么好待的。”

周冠英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指尖轻轻敲着桌面，话说得慢条斯理，却句句在点子上：“难是难，可也不是没活路。我倒有个主意，你听听行不行。”

“第一，裁军。队伍里超龄的、拖家带口走不动的、不想去西北的，全统计出来，按人头发遣散费，让他们回乡务农，或者在徐州本地谋个生计。满打满算裁掉四千老弱，剩下六千精锐轻装上路，粮饷开销先砍一小半，也不用带着一堆家眷赶路，省心得多。”

“第二，缠北洋政府。你这是奉旨调任，不是自己跑路。上任之前，就天天给陆军部发电报，要钱要粮要弹药，就说西北苦寒，开拔费、安家费、军粮军服，样样都得要。能要多少是多少，多要一文是一文，总不能让咱们自己掏腰包去给他守边疆。”

“第三，留底子。从精锐里挑出最能打、最可靠的三百人，换下军装，编成民团，就说是地方乡绅凑的护商队，留在徐州。咱们在江北的商铺、货栈、田产，全靠这支民团守着，每年的生意进项，一半存起来，一半按月往甘肃汇，刚好补贴军饷。有这笔活钱在，你到了西北也不至于手头紧。”

她说到这儿顿了顿，看着谷大仓的眼睛，语气笃定：“这支民团，我亲自留下打理。家里的产业、外头的生意，我都能盯着。你放心带大部队去甘肃，家里有我，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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