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知道军队要来，是因为鸟先不见了。

前一天傍晚，鸟还在。

它们落在麦田尽头，被孩子们一吓，便从低处扑起，飞到河对岸的矮树上。树枝很细，承不住太多重量，鸟一落上去，枝条就往下沉，像有人在树冠上挂了一把灰色的小秤。

第二天清晨，秤空了。

河谷里仍有水声。鸡还在院里叫，磨盘旁的驴打了两个响鼻，湿草上的露水也还没退。可田边没有鸟，矮树上没有鸟，连常在教堂屋檐下偷啄麦粒的几只麻雀也不见了。

尼古拉站在田埂上，手里拎着镰刀，想起祖父的话。

鸟飞了，就进地窖。

那算不上谚语。祖父说这句话时从不拖长，也不解释，只说一次，像说火会烫手，冬天会冻死人，鸟比人先听见马。

不管来的是谁的马。

尼古拉把镰刀插进田埂，转身往村里走。

村子在一条窄河旁边。往西是山，山那边有去杜拉佐方向的路，赶驮队的人说先绕过一片碎石坡才下到海边。往东是更大的镇，有税吏、盐商和清真寺。再往北，路分向塞尔维亚与匈牙利边境。

这些名字对尼古拉来说都太远。

他的世界是这条河谷。春天看霜，夏天看旱，秋天看税，冬天看羊有没有撑过雪。上主的日子要进教堂，奥斯曼的日子要交粮。两种日子都不能忘，忘了哪一种，家里都会少一口吃的。

税吏每三个月来一次。

他们带走粮、羊、鸡，有时不带走任何东西，只带走一个数字。数字比粮轻，却更难摆脱。粮食进了袋子，离开村口，至少知道它已经不在这里；数字留在纸上，下次还会回来，变成你欠的、你少的、你说不清的。

税吏走后，村子安静三个月。

然后他们又来。

他走到村口时，老彼得站在那里。

“鸟没了。”老彼得说。

没人问是哪片田。

鸟不会只从一片田里消失。

“进地窖。”尼古拉说。

没人把它当命令，也没人当建议，只是把所有人都知道的事说出来。

女人们把小袋谷子往屋下土洞里送。孩子被叫回家。一个老人抱着教堂换下来的旧布，慢慢往低处走。干草堆外层被扒松，里面露出几只不该被路过军队看见的陶罐。鸡被赶进棚，能藏多少算多少。藏不住的东西，要么献出去，要么被拿走。

河对岸，米霍依一家也在收东西。

米霍依的祖父从安纳托利亚来，在这边娶了一个本地女人，后来住成了本地人的样子，没有改信。他和尼古拉的祖父在核桃树下喝过四十年的酒。如今核桃树还在，两位老人都不在了。

这天清晨，米霍依的儿子把铜壶、几枚刻字的小印章、两本被祖父反复抄过的书和一块写有家名的旧木牌装进车里。他没走远，只送到山里妻子娘家的一处石屋。

他从尼古拉门前经过时，停了一下。

“若来的是奥斯曼人，我们就回来。”他说。

尼古拉点头。

“若来的是十字军——”

他没有说完。

尼古拉也没有替他说完。

藏粮的家庭怕税，藏文书的家庭怕身份。边境上的人学会很早分清这两种恐惧。

尼古拉的小儿子米洛蹲在门边，看母亲把一小袋豆子塞进地窖。

“是奥斯曼人吗？”他问。

“也许。”

“是匈牙利人吗？”

“也许。”

“那藏在哪里不一样吗？”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

然后她继续把豆子往里面推。

“不一样的是他们说的话。”她说，“拿走的东西差不多。”

尼古拉没有纠正她。

是信。

午后，镇上的修士和两个驮夫从东边过来。修士叫伊拉里翁，瘦得像一根被雨泡过又晒干的木条。他会读希腊文、斯拉夫文，也认得一点拉丁字母，因此镇上的商人有时请他念信，奥斯曼税吏有时也让他替基督徒村社说话。两边都用他，两边都不完全信他。

他带来一张折过许多次的纸，纸边被汗浸软，外面还裹着一层旧布。

神父把众人叫进小教堂。

教堂很小，墙上圣像被烟熏得发暗。蜡烛只点了两支，因为蜡要省。男人站在靠门的一边，女人靠墙，孩子被压低脑袋，不准乱动。米霍依没有进去，只站在门外阴影里。他知道今天说的是基督徒的事，也知道这种“基督徒的事”常常会拐弯撞到他家门上。

伊拉里翁把纸展开。

“从杜拉佐方向来的。”他说，“先到拉古萨商人手里，又转到镇上。”

老彼得立刻问：“商人为什么给我们看？”

“因为商人想知道粮价会不会涨。”修士说。

教堂里安静了一下。

这比“因为上主怜悯”更可信。

纸上的话很多，伊拉里翁没有全念。他先念可确定的部分：西方人在海上准备船；匈牙利方向在留马草；罗马允许讲道和募捐；有人说他们要来救东方基督徒，也有人说那位从火里回来的圣女在其中。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