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杏儿是在回家后的第三天开始发烧的。

那天早上，胡安娜去叫她吃早饭，推开门，看见她还躺在炕上，被子蒙着头，蜷缩成一团，像一只受惊的小刺猬。胡安娜喊了她两声，她没应，又喊了两声，还是没应。胡安娜走过去，掀开被子一看，林杏儿的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皮，像冬天被风干的树皮，一碰就要裂开。眼睛闭着，睫毛上挂着泪珠，亮晶晶的，像早晨草叶上的露水。脸颊上有两团不正常的红晕，红得像抹了胭脂。额头上全是汗，汗水把头发打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脑门上。

胡安娜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像摸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手指头刚碰上去就缩了回来，又伸出去，这回没缩，用手背贴着她的额头试了试，还是烫，烫得她心里头发慌。她又摸了摸林杏儿的手，手凉冰冰的，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指甲盖发紫，嘴唇也发紫，呼出的气却是烫的。

“杏儿，杏儿，你咋了？你别吓妈。”胡安娜的声音都变了，尖尖的，细细的，像一根针扎在冷志军的心上。她把林杏儿扶起来，让她靠在怀里，又用被子把她裹紧，不停地用手摸她的额头和脸，一只手不够用就用两只手。

林杏儿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了一眼胡安娜，又闭上了，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听不太清，好像在说“妈，我冷”，又好像在说“妈，我难受”。她的声音很小很弱，像蚊子叫，像风吹过琴弦，又细又脆，随时都可能断。

胡安娜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哗哗的，止都止不住。她把林杏儿抱在怀里，紧紧地抱着，像小时候抱着她喂奶那样，一只手托着她的头，一只手拍着她的背，嘴里念叨着“没事没事，妈在这儿呢，妈在这儿呢”。她念了很多遍，一遍又一遍的，念得嗓子都哑了，念得嘴唇都干了，念得眼泪都干了，可她不敢停，一停下来就觉得自己没用了，一停下来就觉得杏儿会更难受。

冷志军从灶房跑过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子，铲子上沾着鸡蛋液，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滴在地上，洇开一小团一小团黄色的印记。他伸手摸了摸林杏儿的额头，手指头一碰就缩了回来，像被黄蜂蛰了一下。

“烧这么高？不行，得去镇上卫生院。再拖下去会烧出肺炎的。”冷志军把锅铲子扔在灶台上，锅铲子砸在灶台上哐当一声，弹了一下，掉在了地上，他也顾不上捡。他跑进堂屋，从墙上摘下军大衣，又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毛毯，又从抽屉里拿了一沓钱，塞进棉袄兜里。

胡安娜给林杏儿穿上棉袄棉裤，又套上毛裤，又裹上棉大衣，又围上围巾，又戴上帽子，把她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粽子一样，只露出一双眼睛。林杏儿站都站不稳，浑身软绵绵的，像一摊泥，靠在胡安娜身上，眼睛半睁半闭，鼻子里发出粗重的呼吸声，呼哧呼哧的，像拉风箱。

冷志军把自行车从仓房里推出来，又在后座上绑了一块棉垫子，怕林杏儿坐着硌屁股。他把林杏儿扶上后座，让她坐稳了，又用绳子把她的腰和自己绑在一起，怕她路上掉了。胡安娜坐在前面的大梁上，三个人挤在一辆自行车上，摇摇晃晃的，像个杂技团，滑稽得很，可谁也笑不出来。

去镇上的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冻裂的口子，像一张张干裂的嘴唇。冷志军骑得很慢，不敢快，怕颠着林杏儿，更怕把车骑翻了。车轮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响，链条哗啦哗啦地转。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割，割得脸皮生疼，耳朵像被猫咬了似的，又红又烫。冷志军的围巾被风吹跑了，他舍不得停下来捡，就那么光着脖子骑，风吹得他直缩脖子，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林杏儿趴在他背上，一动不动，像一只趴在树枝上的毛毛虫。她的呼吸很重很粗，呼出的热气透过冷志军的棉袄，烫在他的后背上，像一块烙铁烙在上面，留下一个深深的印子。冷志军一边骑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她一眼，看她还在不在，看她有没有掉下去，看她有没有变得更严重。每看一眼，他的心就沉一分，像一块石头慢慢沉入深水里，越来越深，越来越沉，沉到了底，再也浮不上来。

到了卫生院，冷志军把自行车往院子里一扔，抱着林杏儿就往里跑，跑得气喘吁吁的，嘴里喊着“大夫大夫，快来看看我妹妹”。胡安娜跟在后面跑，跑得鞋都掉了，光着一只脚踩在雪地里，雪冰凉冰凉的，像刀子一样割她的脚底板，可她顾不上捡，跟着跑了进去。

值班的是个女医生，姓李，三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圆圆的脸，说话慢条斯理的，像个在念经的尼姑。她给林杏儿量了体温，水银柱呼呼地往上蹿，停在四十度三的地方，冷志军看着那根水银柱，觉得自己的心脏也随着它升高了，升高到了嗓子眼，堵得他喘不过气来。李医生又听了听林杏儿的肺，皱了皱眉头，听了前面听后面，听了左面听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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