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冬天，比前几年更冷了。

一进腊月，北风就裹着干冷的寒气从西伯利亚一路刮过来，把四九城的胡同灌得严严实实的。

南锣鼓巷的柏油路面被冻得硬邦邦的，走上去脚底板硌得生疼，墙根底下的积雪堆了半个多月还没化，被来来往往的人踩成了黑灰色的冰碴子。

贾有才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要裹紧棉袄，把围巾往上拉一拉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往中医院去的路上，街面上的行人也都缩着脖子、低着头，脚步匆匆地赶路，谁也不愿意在风里多站一秒钟。

他走进诊室之后先把炉子捅旺了，把冻僵的手指伸到炉火上方烤着，等手指灵活了才坐下来开始看诊。

他的心里装着一些报纸上没写的事。

他知道接下来几年里，国内的气候将会变得喜怒无常——很多省份会大旱，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

另一些省份又会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大水漫过堤坝，淹没了即将成熟的庄稼。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收成好的省份粮食不够调拨，收成差的省份连种子都保不住。

那几年，会是这个国家建国以来最艰难的岁月。

没有之一。

虽然还有一年多时间，但是贾有才已经看到了它们正在来的路上。

他没有犹豫太久。

这件事必须要做。

晚上，王翠兰睡熟后。

贾有才把空间里储藏的宣纸取了出来——那是红楼世界里带出来的上等宣纸，质地绵密厚实，墨色落在上面不会洇开，字迹清晰，可以保存很久。

他研了墨，用贾政那一世练出来的楷体，在纸上写了一封预警信。

信的内容不算长，但他把事情说清楚了：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国内将出现大范围的极端气候，部分地区持续干旱，部分地区连年洪涝，全国粮食产量将大幅下降，届时将出现一场大规模的粮食危机。

他建议国家，利用目前已经生产出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工业产品，加紧与东南亚和印度等产粮地区进行贸易，以工业品换取大量粮食储备，提前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困境。

信的措辞是客观的，没有过多的情绪渲染，像一份严肃的报告。

他把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数据都写清楚了，语气坚定而温和，不像是预言，更像是已经看到了答案的人在陈述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写完之后，他把信纸吹干，折好装进信封，用糨糊把封口粘牢。

信封的正面写了两个字——东风。

他没有像之前那次一样，晚上八点多去送信。

下午下班的时候，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正是四九城最热闹的时段。

街上的自行车流和行人交织在一起，下班的人群从各个单位涌出来，汇成一股黑压压的洪流。

贾有才骑着他的自行车汇入那股人流，沿着地安门东大街一路向南，车把上挂着他的布兜，跟无数个下班回家的普通职工没有任何区别。

经过海子门口的时候，路口正是人流最密集的时段。

自行车铃声、人的说话声、远处汽车的喇叭声混在一起，嘈杂而热闹。

贾有才骑着车从大门前经过，距离大门大约五十米的时候，他的念头轻轻动了一下——那封写着的信，从空间里被精准地投放到了大门内侧最显眼的地面上。

他没有减速，也没有加速，保持着跟周围行人一致的速度继续前行。

但他用空间探查：

那封信落在门内青砖地上的时候，立刻就被执勤的警卫发现了。

年轻的士兵快步走过去，弯腰拾起信封，翻过来看了一眼，目光在两个字上停了一瞬。

然后他抬起头，警惕地扫了一圈周围的人群，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他快步走进了门内。

贾有才收回了探查，继续骑着车往前。

自行车轮子碾过柏油路面，融入了四九城傍晚的车流里，像一滴水汇入河流，转眼就分不清了。

十五分钟后他回到95号院，把自行车支好，推开堂屋的门走了进去。

王翠兰正在灶台边忙活，看他回来就招呼了一声洗手吃饭。

贾有才应了一声，洗了手坐在饭桌前，端起碗来夹了一筷子菜，吃相跟平常一模一样。

他知道这封信会被送到该去的人手里。

这两个字，这么多年早就在高层，建立了信任。

“东风”交代的事情，国家一定会重视。

之后几天，贾有才的心情都很不错。

他每天照常上班、看诊、下班回家，但诊室里的护士长和负责他诊室的护士都察觉到了变化。

护士长有一次给他提医案时，笑着说了一句：贾大夫这两天有什么喜事？看您天天笑呵呵的。

贾有才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没什么喜事，就是天气冷，喝了热茶舒服。

护士长笑了笑，没有追问。

进了腊月之后，走亲访友的事情渐渐多了起来。

51年，贾有才在东北后方医院结识的军人朋友们，陆续又登门了。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惯例——他们从各自的驻地寄来年货，或者在四九城工作的就亲自提着东西登门。

今年来的人比往年更多了一些，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来的新面孔——都是通过那些老朋友介绍来的，听说贾大夫的医术好，专程过来请他把脉。

贾有才来者不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