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正好提着水果来探视。

他在病房门口没见到孟妈妈，只看见孟知行靠在病床上，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中医基础理论》，床头柜上搁着半杯温水和一瓶没拧上盖子的硝酸甘油。

他的脸色比三天前好了不少，嘴唇恢复了正常的淡红色，呼吸平稳，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规律而有力。但眉心有一道浅浅的竖纹——他妈妈被叫去谈话之后，他的眉头就没松开过。

“医生把我妈叫去谈话了，已经谈了快二十分钟。”孟知行看见刘易进来，把书合上放在枕头边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的边角，“我妈进去之前脸色就不好，我怕她又要哭。”

话音没落，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孟妈妈推门进来，眼眶红肿，手里攥着那张对折的检查报告单。她进来之后靠在门框上站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走到儿子床边坐下。

她的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想说点什么，但每次刚张开嘴声音就堵在了喉咙里。最终她只是握住孟知行的手背轻轻拍了拍，什么都没说。

“妈，医生说什么？”

“医生说——”孟妈妈的声音沙哑而低，说到一半就哽住了。她清了清嗓子，把那张检查报告单展开放在床头柜上。报告单上密密麻麻的医学术语中，有一段被圆珠笔圈了出来。

“医生说你的心脏结构有问题，要做一个大手术，室壁瘤切除加上冠脉搭桥。不做的话，以后还会有再梗的风险。”

“那就做吧。手术费多少？”

孟妈妈沉默了好一会儿。她低头看着自己搁在膝盖上的双手，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外套的下摆。她是单亲妈妈，在县城一家超市做收银员，每个月工资除去房租和基本开销，能存下来的钱从来没有超过三位数。

孟知行的父亲在他上初中那年因肺癌去世，留下他们母子俩和一套还在还贷的小房子。这些年她一个人撑过来，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儿子做早饭，晚上八点下了班回家还要帮儿子检查作业。

超市站一天柜台腿肿得老粗，她从来没在儿子面前喊过一次累。儿子也很争气，成绩好，不调皮，从来没让她操过心。

但这一次，她真的撑不住了。不是精神上的撑不住——精神上她已经撑了很多年了，早就练出了一副刀枪不入的硬壳。是钱。是银行卡里那个刚过四位数的余额，是手术费账单上一个她怎么算都凑不出来的数字。

“医生说全部加起来要十几万，报销完之后自己还要出七八万。”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的手指说话，“家里存款不够，还差好几万。我明天去找你舅借，你舅这些年攒了些钱，应该能借一部分。剩下去找你爸那边——”

“妈，别找了。”孟知行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十八岁少年。他伸出那只没有扎留置针的右手，轻轻握住了他妈妈的手。

那只手很瘦，手背上能看到淡青色的血管，但他握住妈妈的力道出奇地稳，“爸那边没有亲戚肯借钱给我们，你知道的。爸走的时候他们连葬礼都没来，现在更不可能来。我舅那边也不宽裕，他儿子明年还要上大学，学费还差一大截。你再去找他，他心里肯定也为难——借也不是，不借也不是。”

“那不做了，我们保守治疗。按时吃药，定期复查，慢慢养着也能好。”

她这句话说得更轻了，像是自己也不信。一个母亲在儿子面前说“我们保守治疗吧”，她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不是选择，是放弃。放弃一个医学上已经成熟的治疗方案，因为负担不起。

孟妈妈没有回答。她把围巾的流苏在手指上绕了一圈又一圈，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围巾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她不是不想说话，是说不出话。

她在儿子面前从来不掉眼泪——这么多年了，她可以在超市里笑对所有顾客，可以在同事面前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可以一个人在下班路上咬着牙对着天桥底下的流浪猫自言自语的掉几滴眼泪，但她从来不在儿子面前哭。

此刻她坐在病床边，背对着儿子，肩膀压抑不住地轻轻耸动。

刘易站在病房窗前，从孟妈妈说出“手术”两个字开始就一直在安静地听。他手里拎着水果袋，里面有苹果和橙子，是他在校门口的水果摊上挑的——苹果是孟知行喜欢的，苏子陵上次来探视时提过一句。

他把水果袋轻轻放在床头柜上，目光掠过那份摊开的检查报告单，在心超描述那一栏停了一下。室壁运动异常，室壁瘤形成趋势。他把这几个字默念了一遍，然后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廊尽头的自动贩卖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里面的饮料瓶在冷光灯下整齐地排列着。

刘易走过去投了一枚硬币，按下了矿泉水的按钮。瓶子从货架上滚落的声音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脆，像是有什么东西被重新启动了。

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借着喝水的动作在心里飞快地整理思路。水很凉，顺着喉咙滑下去，把他脑子里刚才那团乱麻冲开了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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