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回答，“公平“或者“不公平“，都会让他掉进一个他自己挖的坑里。

如果他说“公平“，他会失去法庭上每一个曾经交过税的人的同情。

如果他说“不公平“，他就等于承认了他的委托人在逃避他应尽的义务。

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然后他说：“法官阁下，我不再有其他问题了。“

他坐下来。

第五天，林啸的最后陈述。

恩格尔在第五天的上午做了补充询问，不长，只有四十分钟，主要是让林啸把一些技术细节做最后的澄清。

然后，恩格尔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林先生，你有什么想对法庭说的吗？“

林啸想了想。

他看着桑德斯法官，看着旁听席上的记者。看着被告席上的格林斯通，那个穿着深蓝色西装、衣领敞开的男人，那双浅蓝色的清澈的眼睛，现在，不再是“审视“，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承认。

不是承认“我逃税了“。

是承认，“你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

林啸开口了。

“桑德斯法官，我在这个案子里花了六个月，看了超过十五万页的文件，分析了二十三份总收益互换合约的每一个条款，跟三家投资银行的内部记录做了交叉比对。“

“在这六个月里，我学到了一件事。“

他停了一下。

“华尔街，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聚集的地方之一，他们发明了令人惊叹的金融工具，让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让风险可以被分散和管理，让经济可以增长。“

“但，这些工具，有时候，被用来做它们不应该做的事。“

“总收益互换，本来是一种合法的风险管理工具，但在格林斯通先生的手里，它变成了一种税务工程工具，用来把应该交的税，变成不用交的。“

“这不是犯罪，至少，在法律的字面上，不是。“

“但它是，不公平的。“

他的声音在“不公平“三个字上微微加重了。

“当一个拥有一百八十亿美元的人，用一种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金融工具，把他的有效税率降到了百分之十一，而一个年收入五万美元的中学老师交百分之二十二，这不公平。“

“法律的意义，不仅仅是规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法律的意义，还在于维护一种基本的公平感，一种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

“如果有人，因为他比别人聪明，因为他比别人有钱，因为他请得起比别人贵的律师，就可以少交税，那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这种感觉，就碎了。“

他合上了面前的文件夹。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数字，不是为了晋升，不是为了名声。“

“是为了，那个中学老师。“

他看了一眼旁听席上的记者们，那些正在快速敲击键盘的手指，

“是为了，每一个按时交税的普通人。“

“谢谢。“

他坐回了原告席。

恩格尔在他旁边，没有看他，但她的右手，在桌面下面，微微碰了一下他的手肘，

一个极其细微的、只有他能感觉到的接触。

像是在说，“好了，你做到了。“

又是等待。

桑德斯法官宣布，判决将在“审慎审理全部证据后“做出，时间“另行通知“。

从九月，到十月，到十一月，到十二月。

四个月。

比布莱克威尔案的等待期还长一个月。

林啸在这四个月里，回到了金融处的日常工作。

手上有几个中小型的案件，一个利用慈善信托避税的私募股权合伙人、一个通过离岸保险公司转移利润的家族办公室。

这些案件，规模比格林斯通小了一百倍，但他处理得同样认真。

每一份文件看完。每一个数字核实。每一封信寄出。

德卢卡注意到了这一点。

有一天，他在茶水间碰到林啸，端着那个“世界上最差的老板“马克杯，说了一句话：

“你在等格林斯通的判决，但你没有停下来。“

“不能停。“

“为什么？“

“因为还有别的税要收。“

德卢卡看了他两秒。然后他点了点头，一个那种“我认可你“的粗犷的点头，然后端着咖啡走了。

等待期的日常，

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

处理日常案件到下午五点。

五点之后，如果没有加班，他会走出联邦大楼，沿着维西街往北走，走到唐人街，在那家没有名字的饺子馆吃一碗饺子，然后走回下东区的公寓。

这条路线，他走了四个月，走了大约一百次。

每一次，他都会经过同样的几个地标，

维西街和百老汇交叉口的那头铜牛。

每次经过，他都会看它一眼，铜牛永远低着头，角朝前，一副冲锋的姿态。有时候牛身上坐着游客在拍照。

有时候牛身上坐着流浪汉在打盹。有时候，深夜的时候，只有牛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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