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啸在证人席上，总共坐了五天。

五天，比布莱克威尔案的三天还多了两天。

原因很简单，格林斯通案的技术复杂度远超布莱克威尔案。

布莱克威尔案的核心争议是“是不是逃税“，事实清楚，只是金额大。

格林斯通案的核心争议是“什么才算真正的交易“，这是一个金融哲学问题，需要大量的技术论证。

恩格尔的直接询问用了一天半。

克伦肖的交叉质询用了三天半。

三天半。

克伦肖用三天半的时间，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试图拆解林啸的论证。

他的质询风格，在这三天半里，经历了三次变化。

第一天，技术战。

克伦肖请了他的三个专家证人，一个哈佛税法教授、一个前普华永道合伙人、一个伦敦精算师，提前在法庭上做了证，然后他用这些专家的意见来攻击林啸的技术分析。

“林先生，霍夫曼教授在他的证词中指出，你对经济实质的定义，过于狭窄。

根据联邦税法的判例体系，经济实质测试要求两个条件，一是交易必须有改变纳税人经济地位的客观效果，二是纳税人必须有获得税收利益之外的主观商业目的。

霍夫曼教授认为，格林斯通的总收益互换合约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因为合约确实改变了格林斯通的经济地位，他在合约期间失去了对标的资产的控制权，你怎么回应？“

林啸想了两秒。

“我承认，从纸面上看，格林斯通在合约期间确实失去了控制权。但这种是名义上的，不是实质上的，因为，第一，合约的提前终止费条款确保了合约一定会按照原定日期到期，格林斯通不需要标的资产，他只需要等，等两年，然后拿回他的东西。

第二，格林斯通的量化模型在合约签署时已经对标的资产的未来走势做出了高概率的预测，他知道两年后他拿回来的东西值多少钱，这不是失去控制，这是，放手但知道一定会回来。“

他停了一下。

“就像你把一个系着绳子的气球放到天上，看起来你失去了它，但绳子还在你手里。“

克伦肖的灰绿色眼睛闪了一下，不是恼怒，是那种“这个比喻不错但我有反驳“的闪光。

“你的比喻很生动，但绳子在不在手里，取决于绳子是否真的系着，如果绳子断了呢？如果市场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极端事件，格林斯通的模型失效了，标的资产暴跌了百分之九十，那他岂不是，真的失去了？“

“理论上，是的，百年一遇的极端事件，可能导致模型失效，但，“林啸的声音稍微加重了，“百年一遇，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两年合约期内，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不到百分之四，而格林斯通在过去十年里签了二十三份合约，没有一份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不是因为他运气好，是因为他的模型，在选择标的资产和合约时间窗口的时候，刻意规避了高波动期。“

“所以，他用模型来消除了那百分之四的风险。“

“对，他用模型消除了几乎所有的风险，剩下的，如果有的话，不到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的风险，仍然是风险。“

“百分之一的风险，“林啸看着法官，“，在保险行业，叫做可忽略风险，保险公司不会为可忽略风险承保，因为它太小了，小到，如果你基于这个风险来签订一份合约，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你签这份合约的目的不是管理风险，而是别的什么。“

桑德斯法官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克伦肖没有继续追问这个点，他知道再追下去，法官会开始认同“百分之一不算风险“的论证，这对他不利。

他换了方向。

第二天，逻辑战。

克伦肖不再纠缠技术细节，而是攻击林啸论证的逻辑基础。

“林先生，你的整个论证，依赖于一个前提，那就是格林斯通先生的量化模型几乎消除了不确定性。但我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模型有多准的？“

“基于他的历史业绩和我们通过传票获取的内部交易数据。“

“内部交易数据，你的意思是，你拿到了格林斯通的量化模型本身？“

“不是模型本身。是模型的输出结果，也就是模型对每一笔总收益互换合约标的资产的预测，跟实际结果的对比。“

“所以你看到的是，不是。你不知道模型内部是怎么运作的。“

“对。模型的内部算法是格林斯通的核心商业秘密，我们没有要求他提供。“

“那你怎么知道，模型的准确率，是因为模型真的很好，还是因为格林斯通在挑选容易预测的标的资产？也许，模型本身并没有那么准，只是他选择了波动性很低的资产，所以预测看起来很准。“

这是一个精妙的逻辑攻击。

如果格林斯通是通过“选择容易预测的资产“来提高准确率，那他的“高准确率“不是因为他消除了风险，而是因为他规避了风险，这是合法的投资策略，不是虚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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