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

四九城火车站的站台上，稀稀落落站着十几个人。

有扛着大包小包赶早班车的，有缩在角落里打盹的候车的，有拎着搪瓷缸子卖热水的。

这会北方接站还没成为传统。

大早上的人很少。

白雾在晨光里翻涌，把那些人的脸都罩得模模糊糊。

老刘站在站台最边上，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电报。

电报是昨天下午到的。

他媳妇说带着孩子今天一早到四九城，让他去接。

他媳妇叫李桂花，老家是石门的，上个月带着孩子回去探亲，说好了个把星期就回来。

结果一拖拖到快过年。

前几天才来信说买了票，让孩子也尝尝坐火车的滋味。

老刘是皮鞋厂的职工，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

这年头赚钱不易，他一个人养着三张嘴。

省吃俭用攒了半年，才舍得让她们娘俩坐一回软卧。

老刘想着等她们到了，先带她们去前门大街吃碗卤煮，再去王府井逛逛给孩子买双新棉鞋。

孩子脚长得快，去年那双早就顶脚了。

为了这事，今早上他四点就起来了，换了一身乾净的工作服。

把胡子刮得乾乾净净，揣着攒了三个月的布票和钱，提前一个钟头到了车站。

可等到现在，K22次也没来。

站台上的大钟指针指向六点半，天已经亮了。

老刘看着那口钟，又看看手里的电报，心里开始有些莫名的发慌。

他跑去问值班员。

值班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铁路，叼着烟，眼皮都不抬。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看着手里的记录本。

「K22？那趟车晚点了，回去等着吧。」

「晚多久？」

「这我哪能知道。」

老刘站在值班室门口，站了足足十分钟。

别说这年头，就算是几十年后的火车晚点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对此老刘毫无办法。

他又跑回去站在站台边上，盯着铁轨尽头的方向。

一直盯到七点。

七点过十分，站台上的人逐渐开始变多，渐渐地有人议论。

「听说昨晚石门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不知道，反正我那趟车临时取消了，站里就让等着。」

「我这也是，等了俩钟头了。」

老刘听着那些人的议论，心中的不安越发浓重，就连手都开始有些抖。

他又跑去找值班员。

这次值班员没叼烟，只是脸色也不太好看。

他正在接电话，嗯嗯啊啊地应着，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录。

挂了电话，一抬头看见老刘，愣了一下。

似乎在脑海中核对刚刚电话里的外貌特徵。

随后沉默了几秒。

「您跟我来一趟。」

老刘被带进一间小办公室。

屋里坐着三个人，都穿着中山装，脸色严肃。

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站起来。

「您就是刘建国同志？」

老刘点点头，眉头忍不住皱起。

他感觉似乎有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那人沉默了一下。

「郑同志，请您先坐下，有个情况要跟您说一下……」

老刘没坐，他就那么站着，看着那人的嘴一张一合。

昨晚的事故被和盘托出。

但几人隐去了高顽与白莲阳支的细节。

只说了原因正在调查中，疑似敌特分子对列车进行的有预谋的破坏。

老刘神情开始有些恍惚。

后面的声音他听不太清了。

他看见那人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包袱。

包袱皮是花的，那是他媳妇过年时候扯的新布，说要给孩子做件新衣裳。

里面是一只小孩的棉鞋，黑条绒面，白塑料底，鞋帮子上绣着一只小老虎。

老刘盯着那只鞋，盯了很久。

然后他膝盖一软，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同志！同志您告诉我她们在哪儿？」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像风里的树叶。

那人把他扶起来，扶到椅子上坐下，又说了些什么。

老刘听不进去，他只是抱着那只鞋，抱着那个包袱，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糊了满脸。

后来有人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那地方在城西，是个挺大的院子，门口有当兵的站岗。

他被带进一间屋子，屋里摆着几张长条桌，桌上放着一些白布盖着的东西。

白布下是他媳妇的脸。

惨白，冰凉，脖子上缠着绷带，绷带下面隐隐透出暗红色的痕迹。

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像睡着了。

老刘站在那儿，看着那张脸，看了足足十几分钟。

这十几分钟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然后他又看见旁边那张床上，白布下面那个小小的轮廓。

他走过去，双手颤抖着掀开白布。

露出下方孩子的脸。

乌黑的眼睛闭着，小嘴微微张开，脸上还有几点没擦乾净的血迹。

老刘的手抖得几乎盖不上那块白布。

他转过身，扶着床沿，整个人往下出溜。

旁边有人扶住他，把他扶到外头，扶到一把椅子上坐下。

有人给他端了杯热水，他接过来，捧着，一动不动。

后来有人来问他话，问他媳妇和孩子叫什么，多大了，老家是哪儿的，有没有什么亲戚。

他一五一十地答，答得很清楚，就像平时在厂里汇报工作一样。

再后来有人给他一张纸，让他签字。

他签了。

签完字，有人把那个包袱递给他。

「郑同志，您节哀，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会通知您。」

他抱着包袱，走出那个院子。

外头的天已经大亮了。

太阳挂在东边，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疼。

他沿着马路往回走，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路上有骑自行车的人从他身边过去，有拉板车的从他身边过去，有说说笑笑的工人从他身边过去。

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怀里抱着的那个包袱里，装着他媳妇和孩子最后的念想。

他走到一个路口，停下来。

往左是回厂里的路，往右是回家的路。

他往右拐了。

家在南锣鼓巷边上的一条小胡同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是他跟厂里借的。

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

床上还摆着他媳妇过年时候做的新被子，红底碎花，她舍不得盖，说要等天暖和了再盖。

他推开门，站在门口，看着那床被子。

站了很久。

然后把包袱放在桌上，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隔壁的王大妈听见动静，探头来看，看见他那副样子，吓了一跳。

「老刘？你怎么了？你媳妇呢？孩子呢？」

老刘没吭声。

王大妈又问了一遍。

老刘还是没吭声。

王大妈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去叫街道办的人。

等街道办的人来的时候，老刘还坐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包袱。

后来发生的事情，老刘记不太清了。

好像有人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有人给他喂水，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他只是睁着眼睛，看着房顶，看着那根挂满灰尘的房梁。

他想起上个月送媳妇和孩子回老家的时候，孩子趴在车窗上，冲他挥手。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来接我们！」

他想起媳妇在信里写的。

「孩子可想你了，天天念叨你，这回回去你得好好陪陪他。」

他想起昨晚做的那个梦，梦见媳妇和孩子下了火车，孩子扑过来抱住他的腿，仰着小脸喊爸爸。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外头的太阳越升越高。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老刘脸上。

他闭上眼睛，任由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

痒痒的。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