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这一件案子是别开生面的。这可是件凶案吗？是的；但也许不是。我并不是故意发这种模棱两可的论调，实因这案子的性质和发展的步骤。在我的老友霍桑以往的数百件疑案之中，竟可说绝无仅有。这案中处处现着矛盾的事实。

我读到那一节新闻，不由不震了一震。我的眼睛虽仍瞧在报上，嘴里却禁不住失声惊诧。 “奇怪！这样的盗案真可算得闻所未闻！”

9月5日的早供，初秋天气，清早时更见凉快舒爽。我在早餐时分得到了霍桑的电话，便匆匆收拾好了，辞别了我的佩芹出来。霍桑的电话只有一句简单话。 “包朗，如果你的日记中还容得下一种新鲜资料，赶快到火车站来！”这话一进我的耳朵，顿使我十二分兴奋。原来近几月来，我和霍桑合作的机会很少。

我们从十八路电车上跳下来，绕过了转角，霍桑立定了向前瞧一瞧，便遥指着那一排并列的西式房屋。 他说：“包朗，这大概就是倪金寿所说的朝东洋房了。” 我应道：“他既然对你说白杨路的朝东洋房，当然就是这一所。”我们继续进行。我又说：“那边好像有十多幢同式的洋房。金寿可曾说明门牌？”

在一般有贪杯习惯的人们的意识中，谁都承认酒这东西有特殊的效用。那些旧式的酸溜溜的先生们，往往把“解愁”和“钩诗”的字样来讴颂酒德。比较有些新知识的人物对于酒的评价却不同了。说上什么“刺激神经”“畅流血液”，“提振精神”一类的考语，似乎也承认酒有兴奋的功用。但我的老友霍桑对于这些见解都是反对的。他说酒精中含着毒素，能够使神经麻木，减弱官觉的性能，总是有报无益。这句话我以为说得太过，也曾跟他辩论过。

我深信故老们流传下来的俗谚，有好多都是有着强固的心理根据的。譬如酒人们所颂赞的那“酒逢知己干杯少”一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霍桑和我都是不会饮酒的。有一次他因着多喝了几杯，竟至闹出一件笑话，我曾记过一篇《失败史的一页》；因此，霍桑平日更难得饮酒。可是也有例外。那天晚上，霍桑因着好几天没有见我，说得高兴，他竟会和我一同上万丰酒楼去小酌。

霍桑是我的知己朋友，也可称之为“莫逆之交”，我们在大公中学与中华大学都是同学，前后有六年。我主修文学，霍桑主修理科。霍桑体格魁梧结实，身高五尺九寸，重一百五十多磅，面貌长方，鼻梁高，额宽阔，两眼深黑色，炯炯有光。

这一条锡寿里二弄，是个着名的嚣烦的地点，里中杂处着几十家中下阶级的住户。弄内自早至暮，找不到一点宁静的时刻，各种小贩带着他们小小的店铺，川流不息，高唱而入，长腔短调，一应俱全。这些声浪，和屋子中的牌声劈啪，以及小孩子们的大哭小喊，常常搅作一片。有时不幸而逢到不利的日辰，还有些娘娘们为了沙粒般的小事，一言不合，便假座这露天会场，各各开动天然的留声机，互相比赛起来。其间许多含有艺术化的绝妙好调，大足

寒冬的一晚，呜呜的西北风吹刮得像把整个世界翻过来。那盏半明不灭惨淡无光的路灯不住地摇头，仿佛代那些少衣缺食的人们叹息。路上行人很少，间或从远处传来一声：“罗宋面包，卖面包！” 钜鹿路上有座庞大的建筑物——仁德疗养院——像卧虎般伏在那里，紧闭上嘴巴，不视朔风吞噬它怀中的被保护者。

入春以来，恹恹多病，长日但与药炉做伴，生趣萧索极矣。偶读报章，则见吾友鲁平，方续出其神妙之手腕，创为奇案以警世人。特苦勿获真相无以实我笔记，滋怅怅焉。日者吾友鲁平陡顾蜗居，相其容色，觉兴奋逾于常日。知其迩来必交佳运。因即以报端近事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