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房间关上门，钱元瓘才把茶杯重重地顿在桌上，压低声音骂了一句：“欺人太甚！”

接下来的日子，钱元瓘又试了好几次。送礼、托人、上表，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但安重诲铁了心不给面子，统统驳回。

与此同时，安重诲还做了一件事——他下令扣押了吴越的进贡使团，不许他们离开洛阳。

这一手就太狠了。扣押使团，等于是把吴越国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消息传开，整个洛阳官场都震动了。

有人私下议论：“安大人这么做，是不是太过了？”

但更多人选择闭嘴。毕竟安重诲正当权，没人愿意触他的霉头。

消息传回两浙，又是一阵轩然大波。但更大的震动，发生在东南各路藩镇的府衙里。

吴越国被削爵、使团被扣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传遍了整个南方。湖南的楚王马殷、福建的闽王王延钧、岭南的南汉刘龑，以及荆南的高从诲、蜀中的孟知祥，一个个都竖起了耳朵。

楚王马殷当时正在吃饭，听到这个消息，筷子停在了半空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放下筷子，对身边的幕僚说了句话：“钱镠称臣纳贡三十年，到头来连个王爵都保不住。朝廷这是要干什么？”

闽王王延钧的反应更直接。他冷笑一声，对左右说：“安重诲一个枢密使，就能随意处置一个藩王。他今天能削钱镠的爵，明天就能削我的爵。这种朝廷，不靠也罢。”

南汉的刘龑本来就跟中原朝廷关系疏远，听了这消息更是嗤之以鼻：“中原那边自己都搞不定，还来管我们称不称王？笑话。”

这些反应汇总到一起，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趋势——东南藩镇对中原朝廷的离心力，在急剧增强。

而这，恰恰是安重诲没有想到的。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

在安重诲的逻辑里，他是朝廷的枢密使，代表的是皇帝的意志。藩镇们应该乖乖听话，不听话就是犯上，犯上就该打压。至于打压之后会产生什么连锁反应，那不是他关心的事情。

这种思维方式，用今天的话说，叫“傲慢的代价”。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当面告诉安重诲这些。

唯一能看清全局的人，大概是坐在龙椅上的李嗣源。

李嗣源并不傻。他虽然对安重诲信任有加，但也不是完全蒙在鼓里。当东南各路藩镇的反应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他隐隐感到了不安。

有一天，李嗣源私下召见了一个心腹近臣，问他：“你觉得安重诲处置吴越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近臣小心翼翼地斟酌措辞：“陛下，安大人忠心可嘉，只是……手段或许峻急了些。”

李嗣源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钱镠称臣多年，朕本无意削他爵位。但重诲说得斩钉截铁，朕也不好驳他。如今看来，此事确实办得不妥。”

近臣试探着问：“那陛下的意思是……”

李嗣源摆了摆手，没有明说。但他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他对安重诲的做法，开始感到不满。

只是这种不满，暂时还没有转化成行动。毕竟安重诲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不是说动就能动的。

洛阳城里，钱元瓘还在四处奔走，试图为父亲挽回颜面。他住在驿馆里，每天能做的事却很有限——求见被拒，上表被驳，送礼被退。

这天傍晚，钱元瓘独自坐在驿馆的院子里，望着天边的晚霞出神。身旁的石桌上放着一壶凉透了的茶，他也没有心思喝。

随行的老仆走过来，轻声劝道：“世子，要不咱们先回去吧？在这里耗着也不是办法。”

钱元瓘摇了摇头：“回去？回去怎么跟父王交代？”

老仆叹了口气：“大王心里明白，这事儿不怪您。”

“我知道父王不会怪我。”钱元瓘苦笑，“可我身为儿子，看着父亲受辱，却什么也做不了，这心里的滋味……”

他没有说下去。

晚风拂过，院子里的梧桐叶子沙沙作响。远处隐约传来洛阳城的市井喧哗，那是与这场权力游戏完全无关的人间烟火。

钱元瓘沉默了很久，忽然开口说了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远在杭州的父亲说的：“父王说得对。这个世道，清醒的人最痛苦。”

老仆没听懂，但也没有追问。

天边的晚霞渐渐暗淡下去，洛阳城沉入暮色之中。而在千里之外的杭州，钱镠大概正站在他亲手修建的扞海塘上，望着同一片天空，心里盘算着同样的事情。

这个乱世里，人人都想当英雄。但真正的英雄，往往看起来最不像英雄。他们选择弯腰，不是因为没有骨头，而是因为他们肩上扛着太多人的身家性命。

东南的局势，像一锅渐渐烧开的水，表面上还算平静，底下的气泡已经越来越密集。安重诲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殊不知他亲手埋下的那颗雷，迟早会炸。

至于什么时候炸、炸在谁身上，那就是后来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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