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在这座城市里住了七年,可我依然说不清楚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像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每天早上六点半闹钟准时把我从床上炸起来,我用冷水冲一把脸,对着镜子里那个头发乱糟糟、眼皮浮肿的男人愣上三秒钟,然后转身去烧水泡面。七点十分出门,挤地铁,换乘一次,在九号线被挤成一张纸片,再换公交,到公司打卡,坐下来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样的日子重复了一千多次,有时候我会恍惚觉得自己是一台机器,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会呼吸的机器,可机器不会在深夜失眠的时候盯着天花板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为什么路灯是橘黄色的而不是蓝色的,比如楼下的流浪猫到底有没有名字,比如我上一次真心实意地笑出来是什么时候。
我想不起来。
这个念头让我在某个周三下午三点四十七分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慌,那种恐慌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脚底板一点一点往上爬的,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啃噬着我的神经。我当时正在写一份方案,手指停在键盘上不动了,屏幕上的光标一闪一闪地嘲笑我。我忽然意识到,我不仅想不起上次真心笑是什么时候,我甚至想不起上次哭是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那种真正的哭,不是被洋葱熏出来的,也不是看电影被煽情桥段打动的,而是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碎得稀里哗啦,然后从眼睛里流出来的那种。我没有。我像一个被抽干了水分的空壳子,每天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吃饭睡觉工作社交,看起来跟所有人都一样,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内部早就干涸了,裂成了一块一块的,风一吹就能扬成灰。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坐在公司楼下的台阶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抽到嘴里发苦舌头发麻。我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灯,红色的尾灯连成一条长长的线,像一条流血的伤口横亘在城市的心脏上。我突然很想给谁打个电话,翻了一遍通讯录,两百多个联系人,却没有一个是我能在这个时间毫无顾忌地拨过去的。我爸妈肯定睡了,打过去他们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会担心得睡不着觉。朋友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谁会愿意在大半夜听一个平时不怎么联系的人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呢?我把手机塞回口袋,继续抽烟,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的,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星。
后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下班之后不马上回家,而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我走过凌晨一点的便利店,里面只有一个打着哈欠的店员和一个蹲在冰柜前挑啤酒的中年男人。我走过凌晨两点的烧烤摊,几个喝醉了的年轻人勾肩搭背地唱着跑调的流行歌。我走过凌晨三点的医院门口,有人蹲在花坛边上哭,哭得撕心裂肺的,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他很久,我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可我知道那没有用,人类的悲伤从来都是无法共享的,就像你没法替别人咽下一口滚烫的汤。我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条我从没来过的巷子里,巷子很窄,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墙皮剥落得像得了皮肤病,头顶的电线上挂着一只不知道从哪飘来的红色塑料袋,在夜风里一摇一摆的,像一个吊死鬼。
就在那条巷子的尽头,我看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坐在一个倒扣的塑料筐上,面前支着一盏煤油灯,灯光昏黄而微弱,只能照亮她周围一小圈地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衫,头发花白,脸上满是皱纹,那些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每一道都藏着我不知道的故事。她面前的地上铺着一块布,布上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缺了口的瓷碗,有生了锈的钥匙,有断了一半的发卡,还有几颗圆溜溜的石头。这些东西看起来一文不值,可她看它们的眼神却像是在看一堆珍宝。我本来想绕开她走的,因为深夜在陌生巷子里遇到一个奇怪的老太太,这怎么看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可我的脚不听使唤,我停下来了,而且蹲了下来,蹲在了她的对面。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浑浊却亮得惊人,像是两颗被磨砂过的玻璃珠子,你能透过那层浑浊看到底下透出来的光。她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地上的那堆东西,示意我可以挑一个。我犹豫了一下,伸手拿起那颗圆溜溜的石头,石头不大,刚好握在手心里,表面光滑得不像话,像是被人摸了无数遍,摸出了一层包浆。老太太笑了,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朵被风吹皱的菊花。她说这颗石头叫“记忆石”,是从一条河里捡来的,那条河的名字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只知道河水是黑色的,黑得像墨汁一样,但河底的石头上却印着各种各样的画面,有的是人的脸,有的是树的影子,有的是天空的颜色。她说她把石头捡回来以后,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看一看,每一颗石头上的画面都不一样,每一颗石头都在讲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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