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一批。

最现实的问题来。

谁当CEO。

三方股东都想推。

港口方说。

本地业务必须自己的人。

园区方说。

他们掌握土地和招商。

CEO最好懂工业园。

集团这边也有人提：

既然我们投最多。

应该派。

我第一反应：

麻烦。

最怕合资项目还没开。

先抢座。

梁启东倾向外聘。

“谁都别用自己人。”

我说：

“外聘也不是仙人。”

“至少少一层股东方代表。”

三方最终同意公开找。

候选一共八个。

最强两个。

一个是港口方推荐的本地高管。

四十五。

深物流。

另一个是外部职业经理人。

四十。

做过区域工业仓和港口。

面试第一轮。

港口方明显偏自己人。

园区方觉得外部更中立。

集团内部也分。

我最看重的不是履历。

是：

能不能在三股东之间说不。

所以最后一轮。

我直接问：

“如果集团要求提前扩二期。”

“港口方反对。”

“你怎么办？”

港口方候选说：

“我会协调股东共识。”

标准答案。

外部候选说：

“先看董事会授权。”

“如果不是管理层权限。”

“我不替股东拍。”

我继续：

“如果三方都让你私下支持？”

他笑。

“那我会把三方意见一起放会议上。”

我喜欢。

港口方董事脸不好。

觉得这人太硬。

梁启东反而支持。

“合资CEO就得硬。”

最终。

外部候选赢。

名字罗景然。

新加坡华人。

四十一。

做东南亚物流多年。

正式任命第一天。

他就狠狠干一件事。

拒绝股东代表直接找部门负责人。

要求：

所有股东方意见通过董事会、股东协调或CEO办公室。

不能跨层下指令。

港口方第一个不爽。

集团这边也有人觉得：

“我们出这么多钱。”

“连业务负责人都不能问？”

我支持罗景然。

“问可以。”

“指令不行。”

“那效率呢？”

“你今天为了效率绕CEO。”

“明天三方都绕。”

“公司死。”

这就是合资最怕的。

三个爸爸。

一个孩子。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亲爹。

最后孩子不知道听谁。

罗景然第一个月狠狠干得罪三边。

但项目反而顺。

因为所有人很快知道：

找谁。

这个结果让我更确认。

有时候最好的CEO。

不是股东最喜欢的人。

是大家都有点烦。

却承认规则的人。

……

菲律宾项目消息一出。

成哥又闻到。

“你们那边以后有高价值仓？”

“有一部分。”

“我想租。”

“找罗景然。”

“谁？”

“CEO。”

“你不能介绍？”

“可以给公开联系方式。”

“那你帮我说一句。”

“不说。”

“操。”

这对话现在都形成固定格式。

他已经不真生气。

但这次情况有点不同。

成哥公司确实准备在菲律宾试一个原料中转节点。

如果能进入新港口项目。

位置非常好。

他自己联系。

第一轮。

项目公司没答应。

原因：

成哥需求太小。

他们初期更想大客户。

成哥给我电话。

“你们CEO是不是有病？”

“为什么？”

“我愿意付市场价。”

“他说面积太小。”

“那正常。”

“你们不是还有空？”

“现在规划阶段。”

“租小块会影响标准。”

“那我就不租？”

“你可以提高需求。”

“我为什么为了租仓狠狠干做大？”

我笑。

“那就别租。”

电话那头骂。

后来成哥真找别的仓。

位置差一点。

但灵活。

半年后。

他的菲律宾业务增长。

需求翻。

再去找罗景然。

这次对方愿意谈。

但价格比半年前高。

成哥又骂我。

“当时你一句话。”

“我能省多少？”

我问：

“那当时你业务量够吗？”

“没有。”

“所以你省的是谁的钱？”

他不说。

我继续：

“项目公司如果为了你。”

“破标准。”

“以后别人都问为什么。”

成哥最后签。

虽然贵。

但面积和服务都符合。

他后来自己承认：

“我现在知道。”

“有时候关系户最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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