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9日，星期日，晴。蝉鸣被暑气蒸得发黏，从早到晚没断过。

稿纸摊在书桌上，从清晨到现在，已经被我改了三遍。

第三遍改完的时候，第一遍的墨迹已经干透，纸面被手掌压得温热。每一行字旁边都有铅笔批注，红笔圈过的地方，墨色比旁边深了一个色阶。那些“删”“换”“调”的标记沿着页边排成一列，像一排被人反复确认过的脚印。

我把它从头到尾又默读了一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那天我在电视前坐了一整天，后来才知道，那一年改变的不只是香港。”

开头还是那一句。三个月前第一次写下它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现在再读一遍，那些字之间多了一层之前没有的东西——不是文字变了，是我读它的方式变了。

“后来才知道”这五个字，落在纸面上的时候是平的，但读起来，每个字底下都压着东西。

我把稿纸搁平，手指沿着折痕压了一道。折痕已经磨得发白，像一条被走了很多次的路。

母亲推门进来，端着一碗绿豆汤，碗沿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一整天没挪窝了。”母亲把碗放在书桌角上，碗底碰桌面，发出一声闷响，“喝点儿，消暑的。”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绿豆已经煮化了，汤色泛着沙沙的质感。甜味不重，淡淡的，从舌根慢慢往喉咙里滑，像夏天本身的甜被煮进了水里。

“写完了？”母亲站在书桌旁边，目光落在那摞稿纸上，没有伸手去碰。

“写完了。”我说。

母亲点了点头，伸手理了一下桌角那支笔的朝向，把笔帽和笔杆对齐了，转过来朝向我。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没看我，像在整理一件她不用看就知道该怎么放的东西。

“你爸今天歇班，”母亲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他说下午要是在家，想先看看你写的。”

“行。”我说。

门合上了，脚步声顺着楼梯下去了。我低头看着那碗绿豆汤，碗沿内侧还留着一圈细密的气泡，是端上来的时候晃出来的，正在慢慢破裂，一个接一个，无声地融进汤里。

我端起稿纸下楼。

客厅的旧沙发上，父亲坐在靠窗那一头，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他没喝，就那么端着。沙发扶手上放着一把螺丝刀和一小截自行车链条，上午修车留下的，没来得及收。

“爸，”我把稿纸递过去，“写完了，您看看。”

父亲把茶杯放在茶几上，杯底碰玻璃台面，发出一声轻响。

他接稿纸的时候，右手食指指腹上沾着一道油渍，没擦干净，深灰色的，在指腹侧面拉出一道细长的印痕。翻第一页的时候，那道油渍在纸页边角蹭了一下，留下半道极淡的灰痕。

翻第一页的速度不快不慢，父亲的目光从标题开始往下走。读到第二段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把纸面往前凑了凑。我没出声，站在原地，手垂在裤缝两侧。

翻到第三页的时候，父亲的指腹在纸面边缘停了一瞬——那是结尾前最后一段的位置。我写的是那根线——晓晓画的电路图、铅笔印、红笔标的电流方向。他看不到“晓晓”两个字，但“电流”“导线”“通了”那些词落在纸面上，他大概能猜出那根线是谁画的。

父亲的指腹在那个位置压了大约两秒，然后继续往下翻。

翻完最后一页的时候，父亲的拇指沿着稿纸边缘从页首滑到页尾，像在量一段路的长度。那道油渍在页边又蹭了一下，比第一道更淡，是一道断续的、像摩斯密码的弧线。

然后父亲把稿纸合上，指腹在封面上按了一下，没有折叠，就那么摊平了递回来。

“写得挺像你。”父亲说。

我接过来的时候，低头看见页边那两道油渍印痕——一道深灰色，一道更淡的，并排躺在纸缘外侧，像两枚被压扁的、没盖全的图章。我没有擦掉它。

“行。”我说，把稿纸抱在胸前，“那我去装信封了。”

父亲点了点头，重新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喉结动了一下，放下杯子的时候，目光落在那截自行车链条上，像在确认它明天还能用。

我转身上楼。稿纸边那道油渍印痕在我指腹下微微凸起，带着还没完全干透的、一点湿润的黏感。

信封是昨天下午专门去新华书店买的。米白色，牛皮纸质地，表面有细密的纹路，摸上去像一层被压实的棉布。我在信封正面工工整整地写上收信地址——“江河油田四中校刊编辑部”，然后在右下角写了寄信人：“陈莫羽，高二文班”。

笔尖在“高二文班”的“班”字收尾处停了一下。“高二”这两个字写下去的时候，我知道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用“高二”这个前缀了。下个学期，这个位置会改成“高三”。

稿纸被折成三折，刚好能平整地滑进信封。塞进去的时候，纸边碰牛皮纸内壁，发出一声细密的摩擦声，像鱼鳍划过水面。那两道油渍印痕跟着纸页一起滑进了信封深处，被米白色的内壁遮住了。但我知道它们在里面——纸边的外侧，紧挨着信封底部的折角，被其他纸张的重量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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