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们不记得是怎么跑出那条墓道的。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跌倒了就手脚并用地爬，爬起来再跑。煤油灯灭了，手电筒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灭了，全凭感觉往上冲。甬道里太黑了，我撞了好几次墙，膝盖和胳膊肘疼得钻心，但完全顾不上。

钻出那个洞口的时候，月光照在脸上，我差点哭出来。河滩上的芦苇还在风里哗啦啦地响，石碑歪歪斜斜地立在土包前，一切都和我们下去之前一模一样。可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说不清是什么，就是觉得天上的月亮，河里的水，芦苇荡里的风，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老赵头把那个洞用土填了，又搬来石头压在上面，压得结结实实。他一边填一边念念有词，声音含混不清，不知道念的是什么。

“快走，”我爹催促，“天快亮了。”

我们五个人在芦苇荡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谁也没说话，谁也没回头。跑到村口的时候，东边的天已经泛白了，公鸡开始打第一遍鸣。我回头看了一眼淇河的方向，河面上起了一层薄雾，白茫茫的，把芦苇荡和那座土包都遮住了。

孙麻子背包里的东西一件都没带出来。不是忘了，是在跑的时候，他把背包整个儿扔了。后来他才想起来，里面的青铜器、玉器，一样都没拿。刘大壮怀里的东西也一样，全丢在了墓室里。我们五个人从那个墓里出来，两手空空。

只有一样东西跟着我出来了。我的手里攥着一缕头发。乌黑，很长，光滑得像丝绸。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到了我手里的。也许是在我往前迈那一步的时候，也许是在她对我笑的时候。我不知道。

回到村里，天已经大亮了。

我爹把老赵头、刘大壮、孙麻子叫到家里，关上门，五个人坐在堂屋里，谁也没说话。我娘端了早饭进来，看见我们五个的脸色，吓得差点把碗摔了。她嘴唇哆嗦着想问，被我爹一眼瞪了回去。

“昨晚的事，”我爹说，“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老婆不能说，爹娘不能说，死了带到棺材里。”

没人有异议。刘大壮还在发抖，孙麻子脸色青灰，老赵头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后来孙麻子离开村子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有人说他去山西下煤窑了，也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刘大壮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好了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原本是个粗声大气的人，从那以后变得不爱说话，也不爱跟人打交道，天天蹲在自家院子里发呆。村里人都说他撞了邪。

老赵头倒是没什么大变化，只是再也不提风水、古墓这些事了。有人找他看宅基地，他摆摆手说不会。有人提起淇河滩边的老坟，他站起来就走。

我爹从那以后，每年九月初十到九月十五，从来不进淇河滩。不光他不去，也不让我去。

至于我，我一直没告诉他们，我手里攥着的那缕头发。

它被我藏在一个铁盒子里，藏在床底下最里面的角落。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对着窗户里照进来的月光看。月光下，那缕头发会泛出淡淡的光，青白色的，和她从棺里坐起来时的光一模一样。

头发是暖的。三千年前的头发，是暖的。

第二年开春，村里来了一个收古董的外地人，说话带洛阳口音，逢人就打听淇河滩边有没有老坟。老赵头听说了，抄起扁担把那人赶出了村子。那人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淇河的方向，笑了一下。那笑容，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我不确定是谁。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十九岁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生产队早散了，土地分到了户，淇河的水也改了道，河滩上那片芦苇荡早就没了，盖起了水泥厂。那座土包，那座石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推平了，上面压了一条柏油马路。

每天都有汽车从那上面开过去，没人知道车轮下面三丈深的地方，躺着一个三千年前的女人。她的眼睛闭着，长发铺散，嘴角还留着那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有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河南淇县出土了商朝都城的遗址，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纣王墓和妲己墓。电视画面上，考古队员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小心翼翼地从探方里取出一件件青铜器和玉器。专家对着镜头说，妲己并不是《封神榜》里写的狐狸精，她的真实身份是商纣王的妃子，有苏部落之女，三千年前的历史，很多都是后人编造的。

我看着电视，心里说，你们挖到的那座墓，不是她真正睡着的地方。

她还在那里。在更深的、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三千年前，她把一缕头发放进了一个十九岁少年的手里。她一定知道，那个少年会把头发带走，藏起来，在每个失眠的夜里对着月光看。

她知道的。

我有时候会想，她那天夜里从棺里坐起来，看我们几个人的时候，她在想什么呢。她看到了五个又穷又蠢的庄稼汉，为了几件青铜器和玉器，钻进了她的墓里。她只需要看我们一眼，就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可她放我们走了。她把陪葬品留给了我们——虽然我们一件都没带走。她把一缕头发放进我手里。她放我们走了。

我总也忘不了她最后看我的那个眼神。那不是三千年前的妖妃看盗墓贼的眼神，那更像是一个等了太久太久的人，终于等到有人来看她的时候，看你的眼神。

铁盒子还在我的床底下。头发还在里面。有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它还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