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把铁盒子拿出来的那天，是二〇一六年的秋天。

那年我六十二岁，头发白了大半，腰也不行了，坐久了就疼。儿子在县城买了房，接我去住，我不肯。倒不是舍不得老屋，是舍不得床底下那个铁盒子。县城的新房子铺的是瓷砖，床底下藏不住东西。

九月初十那天，老赵头的孙子给我打了个电话。老赵头没了。九十七岁，算喜丧。他孙子在电话里说，爷爷临走之前忽然清醒了一阵，让他转告我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那根蜡烛没灭。”

电话挂断以后，我在堂屋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秋天的太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的膝盖上，暖烘烘的。可我的手是凉的。那根蜡烛没灭。四十三年了，老赵头临走前最后一句话，说的还是那根蜡烛。

我起身走进里屋，弯腰从床底下摸出那个铁盒子。盒子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当年装饼干用的铁皮盒子，红色的，上面印着一个抱着鱼的胖娃娃。胖娃娃的脸被锈迹蚀掉了一半，剩下半张脸还在笑。我把盒盖撬开。

头发还在里面。

一缕乌黑的长发，盘成一个小圈，安安静静地躺在盒底。四十三年了，它一根都没掉，一根都没断，一根都没白。黑得发亮，像是刚从谁头上剪下来的。我把头发拿起来，托在手心里，秋天的阳光照在上面，那些发丝忽然透出一种我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的光——青白色的，极淡极淡，像是月亮沉进了水里。

掌心里的温度升起来。不是被阳光晒热的，是从发丝内部透出来的温度。四十三年了，它还是暖的。

我把头发重新放回盒子里，盖好。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座墓室。圆形穹顶上缀满了星斗，不是画上去的，是真正的星斗，一颗一颗，在穹顶缓缓移动，像是三千年前的夜空被整个搬到了地下。石棺还是那个样子，青白色的石头，棺盖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但这一次，棺盖是开着的。

她坐在棺沿上，双腿悬空，赤着脚。脚踝上戴着一只青铜环，环上缀着几个小铃铛，她的脚一晃，铃铛就响一声，声音清清脆脆的，像是冬天屋檐下冰凌折断的声音。玄色的衣裳垂到地上，乌黑的长发从肩头倾泻下来，铺满了大半个棺盖。

她低着头，正在看自己的手。手心里托着一只青铜爵，就是孙麻子当年拿起过的那一只。爵里盛着半盏酒，酒色碧绿，绿得像春天的淇河水。

我站在她面前，跟四十三年前一样。十九岁的身体，十九岁的心跳，十九岁的眼睛。她抬起头来看我，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火还在烧。

“你老了。”她开口说话了。

声音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是直接在我脑子里响起的。不是河南话，不是普通话，是一种我没听过的语言。可我每一个字都听得懂。

“六十多年了。”我说。

她把青铜爵举到唇边，抿了一口碧绿的酒。嘴角沾了一滴，她用指尖抹去，动作慢悠悠的。

“你一直在等。”她说。不是问句。

“等什么？”

她没有回答，把青铜爵递给我。我接过来，低头看爵中残酒，碧绿碧绿的，映着我的脸。水面上的那张脸不是六十二岁，是十九岁。额头上还有那年秋天的泥，眼睛里还有那夜墓室里的光。

“喝完它。”她说。

我端起爵，一饮而尽。酒是凉的，滑过喉咙的时候却烧起一条线，从嗓子眼一直烧到心口。

“你不问我为什么放你们走？”她歪了歪头，长发从肩上滑落，露出那段羊脂玉一样的脖颈。

“我问了四十三年。”我说。

“那你现在知道了。”

是的，我现在知道了。酒入了腹，一切都清清楚楚。那夜她从棺中坐起来，看见的从来不是五个盗墓贼。她看见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手里攥着一把短柄铁铲，眼睛里全是恐惧，却还是站得笔直。她看见那个少年的父亲，站在最前面，把所有人挡在身后。她看见他们眼睛里除了恐惧，还有别的东西——是穷了几辈子的人，被逼到绝路上，铤而走险的决绝。那种决绝，她在三千年前的朝歌城里，在那座被烈火包围的摘星楼上，也见过。

“你和我一样。”她说。

“什么一样？”

“被困住的人。”她的脚晃了一下，脚踝上的铃铛响了，“你被困在那一夜，困了四十三年。”

她说得对。四十三年了，我没有一夜不在梦里回到那座墓室。淇河的芦苇、青白色的光、琥珀色的眼睛，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我娶妻生子，种地打工，活着，老去，可十九岁的那一夜从未离开过我。它像一根刺，扎在心尖上，不疼，但永远在那。

“你也是。”我说。

她笑了。这一次笑得更深了一些，嘴角的弧度弯上去，眼睛里却没有笑意。那种绵延了三千年的寂寞又浮上来，浓得化不开。

“我等了三千二百年，”她说，“等有人来打开那口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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