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把铁盒子从床底下拿了出来。

这个念头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在我脑子里长了四十三年，从十九岁那夜之后就开始长，像淇河滩上的芦苇根，在地底下蔓延，盘根错节，表面上看不见，实际上每一寸土里都有。

二〇一六年农历九月十二。四十三年前的那一夜，也是九月十二。

我把铁盒子放进随身带的布兜里，又在兜里塞了两包蜡烛，一盒火柴，一把手电筒。手电筒是儿子给我买的，LED的，比当年孙麻子那两把用一号电池的亮十倍。我试了试光，白花花的光柱打在墙上，晃眼。

出门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老伴去县城带孙子了，家里就我一个人。院子里的柿子树挂满了果，红彤彤的，在秋天的夕阳光里像一盏一盏小灯笼。我站在柿子树下抽了一根烟，把烟头踩灭，锁上门。

走到村口，碰见刘大壮的儿子刘建军。他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上装满了化肥袋子，看见我，刹住车，喊了一声“叔”。

“建军，你爹那会儿，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刘建军愣了一下。他跟他爹一样，膀大腰圆，脸盘也像，就是少了那股子蛮横气，多了点憨厚。“我爹？他走之前那几年，说话都不利索了，能说啥。”

“没说啥特别的？”

刘建军想了想：“倒是有一回，他烧得说胡话，一直念叨什么‘蜡烛灭了’。我妈说他撞了邪，请了神婆来看，也没看出个名堂。”

我没再问了。拍了拍他的三轮车斗，让他赶紧回去。

刘大壮是二〇〇三年走的。肝癌，疼得整夜整夜叫唤。临死前一天忽然不叫了，睁着眼，盯着房梁，说了一句“蜡烛灭了”，然后咽了气。这事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当时在外地打工，没赶上。

孙麻子死得更早。九八年发大水那年，他在山西一个小煤窑里，瓦斯爆炸，人没了。连尸首都没找全。消息传回来的时候，他老婆哭得昏死过去。我去帮忙料理后事，在他家堂屋里看见一张遗像，黑白照片上孙麻子穿着工程兵的旧军装，年轻，精神，跟后来那个满脸麻子的中年人判若两人。

老赵头是最后一个。九十七，喜丧。

五个人，只剩下我了。

水泥厂在淇河滩上，占了好大一片地。我走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厂区门口有保安，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正坐在传达室里看电视剧。我从围墙边上绕过去，找了一处矮的地方，翻进去。

厂区里堆满了水泥预制板，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像一座座墓碑。我凭着记忆往里走。四十三年前，这里是一片芦苇荡，有一条土路通到河滩，土路尽头就是那座土包和石碑。现在芦苇荡没了，土路没了，土包和石碑也没了，全压在水泥地下面。

但我记得位置。过了四十三年，闭上眼睛都能走到。

那地方在厂区的西北角，现在堆着一垛废旧机器。生锈的齿轮、断裂的传送带、报废的电机，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上面盖着防雨布，防雨布被风吹得破了好几个口子，呼啦啦地响。

我把防雨布掀开一角，钻了进去。

机器堆中间有一小块空地，地面是水泥的，裂了一道缝。缝不大，两指宽，从里面冒出一股凉气。九月的天，傍晚还闷热，可那股凉气跟四十三年前从洞口冒出来的一模一样——不是凉，是寒，冻得汗毛倒竖。

我把手伸进裂缝，摸到了土层。四十三年前，老赵头让我们把洞口填了，压了石头。后来水泥厂打地基，大概是把石头震松了，土层塌下去，留下这道缝。

我从旁边找了根钢筋，顺着裂缝往下撬。水泥块一块一块地松动，被我掰开，露出下面黑漆漆的洞口。不大，刚好能容一个人钻进去。

我点了一根蜡烛，放在洞口边上。蜡烛的火苗晃了晃，稳住了。

我打开手电筒，钻了进去。

台阶还在。四十三年前我们挖开的甬道，台阶还在。

手电筒的白光照下去，一级一级的青石台阶，上面长满了苔藓。空气里那股说不出来的味道还在——几千年的气息，不臭，不香，沉甸甸地压在胸口上。我一步一步往下走，走得很慢。六十二岁的人了，膝盖不好，每一级台阶都得扶着墙壁。墙壁上还是那些苔藓，又湿又滑，摸上去冰凉刺骨。

甬道，青铜灯台，壁画。

手电筒光照到那面壁画的时候，我停了一下。画里的女人还在跳舞，穿着华丽的衣裳，戴着高高的发冠。周围奏乐的、跳舞的、端着盘子的人都在，所有人的脸都画得清清楚楚，唯独她的脸，还是一片空白。

四十三年前，我以为那是颜料掉了。现在我站在这面壁画前面，忽然明白了——那脸不是没画，是在等一个人来画。

我继续往前走。甬道两边那两排青铜人像还在，手执兵器，面朝甬道中央。手电筒光照过去，它们眼睛里的反光跟四十三年前一模一样，幽幽的，像活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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