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王的停粮令传到旧盐道时，第一辆向北的粮车已经掉了头。

车夫把缰绳勒得太急，车上两袋粟米滚到一边，麻绳擦破，细粒从缝里漏出来。

“军令说得很清楚。”押车的灰甲士卒把烧过的军令举起来，“所有向京畿运送的民粮，改列军需。车队不准继续北行。”

粮车旁的灾民看着那道命令，没有人先说话。

他们已经见过一张急报如何把三百七十六人写成一个数字，也见过“保护粮”怎样变成守门人决定谁配领。现在一张盖着王府印痕的纸，又要把沿线各处凑出来的民粮改成军粮。

“这车粮是谁的？”沈棠宁问。

灰甲士卒答：“归宁王府调度。”

“车上写的是柳湾、白沙、旧盐道三段共同购入，收货对象写京畿灾民和城外病棚。哪一项改成了军粮？”

“监国令。”

“监国令写的是所有民粮。”

“所以都是军粮。”

沈棠宁看着车上的牌子：“那你把这袋种粮也列军粮吗？把给病棚的熟粮也列军粮吗？把河工家属自己凑的十七袋干粮也列军粮吗？”

灰甲士卒皱眉：“军务紧急，不听你拆字。”

“我不是拆字。”沈棠宁说，“我在拆来源、用途和签收人。你要接管，可以把数量、去处、承接人和期限写清楚。只说‘都是军粮’，以后就没人知道哪袋粮被军队吃了，哪袋粮被路上截走。”

士卒把手按到刀柄上。

赵守田和护水队同时向前一步，却没有拔刀。

裴砚川从车队后面走来：“手离刀。”

灰甲士卒回头，发现他身后只有四名护路人，另有数十名迁民站在粮车旁。人数不多，却把车轮、牌子和押车人全看在眼里。

“你们要抗监国令？”

“不抗。”裴砚川说，“请你把军需接管单写出来。写得出来，车队按接管数量交；写不出来，车队按民粮牌继续走。”

“王府不和你们谈账。”

“那王府也不能把未签收的粮说成已经交军。”

灰甲士卒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最终没有拔刀，只把军令贴在车头。

“三日后再查。届时还在北路的车，一律扣下。”

他带人离开时，车轮旁那两袋漏粮还没有补好。

沈棠宁蹲下来，用手捧起漏出的粟米。

“先别把车头转回去。”她说。

押车人愣住：“不是继续北行？”

“继续，但不再用一支大车队走同一条路。”

她把十段接力牌、七块公开见证板和三份民粮总表摊在路边。

“第一类，沿线保底粮，每个有水、有锅、有病棚的节点留三日最低份，不向京畿调走。”

“第二类，短程接力粮，按一百里路线分段，每段不超过两日消耗，交接人和下一段容量写在牌上。”

“第三类，京畿民间粮，不进军营，不在城门外堆成一座容易被接管的大仓，分成二十斤、五十斤和一百斤的小批，由不同车、不同路、不同接收人送到城外粥点、寺院和街坊代表手里。”

一个白沙船户问：“这么分，车脚会多多少？”

陆慎之接过算纸：“若整车走北路，军令一到，全部被扣。拆成三类后，车脚增加约两成，损耗增加约半成，但至少有一部分能到民间。”

“你支持拆？”沈棠宁问。

“我支持把被扣风险算进成本。”陆慎之说，“不是因为拆分漂亮。”

程素问把三份总表重新分栏：“来源不变、用途不变、责任不合并。归雁的车不能因为经过白沙就变成白沙的粮，白沙的船也不能因为送到京畿就自动变成军船。”

灰甲士卒还没有走远，听见这句话，回头道：“你们分得再细，到了上京也要过城门。”

“所以不把全部粮送到城门。”沈棠宁说。

“城外不受官府保护。”

“城内也未必能吃到军粮。”

灰甲士卒脸色一沉，带人离开。

午后，第一批分流开始。

三十七辆布车退出粮道，转去继续供应病棚；六辆水车留在旧盐道，三辆沿南坡接力；粮车从原来的四十八辆拆成十一支，每支不超过五车，两支之间错开半日。

每支车队都带三种牌：来源牌、用途牌和拒收牌。

来源牌写出粮从哪一处来、经过谁称重；用途牌写可食、待验、种用和病棚专用；拒收牌写接收点容量不足时，下一处在哪里、谁负责送达。

“若哪支车被军队截了呢？”车夫问。

“不追着所有车去抢。”沈棠宁说，“先把袋号、截取人数、军令文字和最后见证人传回。剩下的车继续走，不能因为一车被扣，所有车都停在原地等结果。”

陆慎之看着她：“你把损失提前当成路线的一部分。”

“因为损失本来就会发生。”

“这么做，会让被截的人觉得自己被放弃。”

“所以被截的那支车要留下公开记录和补偿顺位。继续走不是不管它，是不让它的损失拖死后面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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