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对此并无察觉,也无意干预。
他心里有杆秤:大明百姓的日子,才是要紧事;海外诸地,不过是供输血脉、补益国用的支流。他视其如旧日藩属,重实用,轻归属;讲效用,不谈教化。
这般做法,见效极快。
短短数年,江南市镇新铺林立,福建船坞日夜不歇,京师粮价稳如磐石,北直隶农户新垦田亩翻了三倍。百姓腰包鼓了,气色好了,连孩童读书的私塾都多了起来。
像极了古罗马……公民衣食无忧,律法周全,竞技场里欢呼震天,广场上辩论不休。可支撑这一切的,是占人口九成的奴隶。他们没有籍贯,不入户籍,不配称“人”,只算“役口”。他们种地、采矿、造舰、运货,把血汗熬成黄金,再由那十分之一的人分食。
后世欧陆诸国亦如此。高福利、长假期、全民医保,根基不在本国税赋,而在百年殖民掠夺、全球资源倾销。
好处摆在眼前:国富、民安、兵强。
坏处却埋得深。
待到殖民地接连自立,原料断供、市场崩塌、信用动摇,昔日繁华便如沙上之塔,风一吹,便散了。
大明亦然。
这条路能走多久?几十年?百年?没人说得准。但裂痕迟早要显……或是某地矿工罢工,或是某港水手暴动,或是某省士绅联名上疏,斥海外治政失序、人心离散。
也可能是一场大火,烧穿整个旧秩序。
朱雄英猜不到。
他穿来时,还能靠记忆预判朝局、避开关隘;可如今蒸汽机已在运河边试车,铁路图纸贴满工部廊柱,棉纺厂烟囱刺破江南晨雾,连《大明律》都新添了十三条海商专条。
历史早已脱缰。
原来那个明朝,早就在他第一次改铸铜钱、第二次扩招水师、第三次颁行《海外屯田令》时,彻底散了形。
他手里的地图,再不是旧日模样。
这几年,商品买卖日渐活跃,市井间悄然冒出几个商人,开始琢磨如何抬高自家身份。
人数极少,兴许仅一两人在试探,但趋势已露端倪:再过十年、二十年,这类人定会增多,新旧权势之间早晚要碰出响动。
朱雄英看得明白。
他无意搅进这摊浑水,反倒乐见其成。大明终究是他朱雄英的大明。
西方那些国君,手头没实权,才被逼着让出朝政,弄出什么“君主立宪”。美其名曰共治,实则是权柄旁落,连诏令都难出宫门。
大明不同。只要兵符还在皇帝手里,哪怕世道翻个底朝天,皇权也不会松动半分。
可一旦兵权脱手,那“立宪”二字,怕就真不是空话了。
将来会怎样,朱雄英不敢断言。他能做的,只是尽力把大明撑得更稳些,让百姓日子过得更踏实些。
他毕竟只是人,不是神。
人会错判,会漏看,会被眼前所见框住手脚。
真能跳出身处时代、跳出历史惯性的,万中无一。
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青史留名的,扳着手指也数得过来。
眼下这些念头,朱雄英却没多想。
初夏的应天府不闷不燥,可正午日头悬在头顶,照得人懒筋直跳,连抬手都嫌费劲。
老话讲:春困、秋乏、冬眠、夏盹。
可天天躺着,也不是事。
后宫那边……朱雄英摆摆手,腰子扛不住。
得收着点。他年纪尚轻,还想在龙椅上坐几十年,亲眼瞧着大明船队驶过七海,军旗插遍四方。
所以起居格外讲究,每日晨昏必活动筋骨,饮食也按节气调理。
可越是这般自律,初夏的日子越显得空落落。
时下流行的消遣,他提不起劲。
听曲儿太软,斗蟋蟀太小气,蹴鞠又太耗力。
下棋?更不必说……费神费眼,还要陪人慢慢磨,他没那个耐性。
有一回,他靠在宫女臂弯里,眼皮半耷拉着,心里转着念头:这年头,可有麻将?
念头一起,立刻差人去查。一圈问下来,果然没有。
他这才记起:麻将真正铺开,得等到明末清初。此前市面上传的,多是叶子戏、骰子局,再早些还有马吊牌。
关于麻将的来历,说法不少:有说是管粮仓的小吏为记账编的,有说是郑和下西洋时为稳军心造的,也有说是从马吊牌改出来的。
但朱雄英清楚,郑和那会儿压根没弄过这个。至今也没听说谁拿麻将来押运粮草、排解舟中寂寞。
最靠谱的,还是马吊牌那一支……纸牌,明中叶已有,玩法近似,只缺一副好牌面。
不管前朝后世谁先动手,如今这张牌,由朱雄英亲手推了出来。
他召来内府匠人,用上等玉石雕了一副整牌。
南北牌制不一,有的一百四十四张,有的七十四张;传得最广的是两种:一百三十六张的标准牌,还有川渝一带常用的百零八张……后者去掉了风牌与字牌,胡得快,节奏紧。
朱雄英玩惯了标准版,便照着刻了全套一百三十六张。
一天工夫,牌成。当晚,他就唤了七八位妃嫔,在偏殿围桌开打。
规则听上去繁杂,实则两圈下来,人人上手。
朱雄英边教边打,几轮过后,后宫诸人已能接招,只是火候尚浅,碰上他手气顺、算得准,连输三场都摸不到一张将牌。
公务不急时,他也叫上几位大臣陪坐两局。
没多久,六部堂官、都察院御史,甚至锦衣卫指挥使,私底下都揣着一副小牌,闲来搓两把。
麻将看着是赌,实则极考脑筋。
入门易,精进难。吃、碰、杠,每一步都在算人、算牌、算余张;最后一张牌亮出,胡了,那股利落劲儿,比奏章批红还让人舒坦。
起初真有言官上本,说天子耽于嬉戏,有失体统。
朱雄英扫了一眼,搁在案角,连朱批都懒得落。
没过三五日,弹章绝迹。
不是没人敢讲,是实在顾不上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