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在应天府处置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时,朱棣的兵马已兵临汉城城下,擒获了半岛王。
他没留半分情面,当场斩首示众。
王室中一干亲信、宗支、近臣,尽数伏法。
朱棣并非好杀之人。动手前,他先使人查实各人根底……得知这些人皆属反明一党,便再无迟疑。
余事,留待后议。若寻得亲附大明的旧派,扶其主政亦可;若无,则另择忠顺者立之;实在难觅,便自南直隶调官吏前来,直接设府置县、编户征粮。
朱雄英来信中所言,正是此意:以大明官吏治其地,以儒学礼法化其俗,使彼民知君臣之义、农桑之本、衣冠之制,终成真正的大明子民。
朱棣不觉得这半岛有多要紧,但诏命既下,他必一丝不苟地办妥。
而此时朱雄英正端坐宫中,目光沉沉落在一幅辽阔舆图上。
世人只道明朝亡于后金,却少有人细究……后金是谁?从何而来?
说白了,就是女真人。
这支部族,早在三千年前便见于典册,称“肃慎”。中原王朝对他们的叫法,随朝代更迭而变:汉晋唤作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时黑水靺鞨之名渐显。至辽,始通称“女真”或“女直”。
辽与金,同源异流;女真与汉,也非泾渭分明。漫长岁月里,多少女真部众迁居内地,耕读婚宦,早已融于汉家烟火。
到如今,女真大致分三部:建州、海西、东海。蒙古席卷天下时,他们也曾是铁骑中的一支。
明初立国,这些部族被朝廷视作东夷,授以羁縻之职,听调不听宣。
后来朝廷威势日衰,边备松弛,建州一带便悄然坐大。
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并吞诸部,建国称汗,国号“大金”……不为别的,就为接续百年前那场与宋对峙的旧梦,史家才加个“后”字,称其为“后金”。
所以朱雄英清楚:不能再照太祖旧例,只封个都督、赐块印信,便当万事大吉。
既然土地已入版图,人丁已隶户籍,那就得动真格的……教其识字,令其纳粮,使其服徭役、行科举、奉孔孟、守律令。
这活儿,十年八年完不成,三十年也不见得见功。
他甚至不敢断言,自己在位时能否亲眼看见半岛子弟穿襕衫、执朱卷,进京赶考。
更不敢打包票,日后子孙是否还会因言语、习俗、血缘之别,将人划作“外人”。
这些,他都料不准。
可正因为料不准,才更要去做。
不做,永远没答案;做了,哪怕只改一人一户,也是往前挪了一步。
他望着地图,轻轻呼出一口气。
历史常被比作车轮,转来转去,似有回响。
提起后金,就绕不开突厥。
突厥人,是中原老对手了。
唐初百姓提起“突厥”,心头一紧的程度,不亚于南宋末年听见“蒙古铁骑”四字。
那时唐朝刚立,根基未稳;突厥控弦百万,控扼草原,东西万里尽在其鞭影之下。
若不是阴差阳错,谁敢说第一个入主中原的胡族,一定不是突厥?
突厥的治术,古朴得很……类似商周旧制:可汗最大,底下贵族各领部众,自管牧场、自征赋税、自断讼狱。所谓“我之臣仆之臣仆,非我臣仆”,正是其政体写照。
早年倒也相安无事。可自汉唐以来,中原皇权日渐收束,天子独揽生杀予夺之权,州县如臂使指。
突厥可汗瞧见了,焉能不动心?
他也想有朝一日,坐在金帐里发一道令,千里之外的牧人就得卸弓下马,捧着羊皮账册来报户口牲畜。
可底下贵族岂肯放手?
颉利可汗登位不久,便弃用本族宿将,专任逃入草原的汉人赵德言,命其主持改制。
他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不是松散的部落联盟。
人家中原早已玩起“中央集权2.0”,他还卡在“分封制1.0”,不升级,早晚被淘汰。
颉利眼光是有的,可惜看人走了眼。
赵德言把中原那一套搬得严丝合缝:下令改服饰、禁旧俗、设学馆、行均田、颁律令……连祭祖烧纸的规矩,都要按《大唐开元礼》重订。
结果呢?
牧民怒而焚书,头人拔刀抗令,各部暗中串联,只等一个火头。
颉利还不醒,又抬举粟特商人出身的阿史那贺鲁,让他掌管财赋与驿传……此人嘴甜手滑,账目不清,私贩铁器,暗结外藩……
最后,连赵德言自己,也在一场围猎途中“失足坠崖”。
屋漏偏逢连夜雨,东突厥又遭了大灾。
雪连着下,草场全埋了,牛羊饿死大半,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这些事暂且搁一搁……眼下有桩更紧要的活儿,得朱雄英亲自拿主意。
随着西边商路越走越宽,格致之学日渐深入,老一套度量衡越来越撑不住了。
丈、尺、寸这些长度单位,好歹是十进制,平日里量布、建房,凑合能用;可真到了验算机括、推演火器弹道、校准车轮轴距的时候,就露怯了……差一毫,差一厘,结果就偏出几里。
石、斗、升这些称量单位更麻烦。换算绕弯子不说,一斗米在南直隶和在甘肃,实重能差出半斤;同一杆秤,早上称和午后称,因温湿变化,读数也未必一样。
修铁路,轨距容不得半分偏差;铸齿轮,齿距差一丝,整套传动就咬不严;就连市面上买卖绸缎、药材,因尺不准、秤不匀,常起争执。
各地商贾抱怨多了,匠人手抖多了,格致院的先生们写算稿时,光在单位换算上就耗去小半工夫。
新标准,非立不可。
朱雄英心里清楚:一套简明、统一、可复现的计量体系,不求多玄奥,只求人人能照着做、处处能对得上。
他提的方案,一推出,便被工部、户部、钦天监、格致院几处同时接过去试用。没过半月,各处报来的图纸、账册、试验记录,全都改用新法……不是因为谁下了令,而是用惯了,再回头用老尺老秤,反倒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