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那会儿，黑水沟的耗子都快饿得去啃石头了。村里穷啊，一到冬天，满大街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老太，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手往袖筒里一揣，吸溜着大鼻涕。年轻人都往外跑，跑去广东、跑去浙江，留下的全是些没出息的，要么就是烂命一条的。我爹周长顺就是其中一个，老实巴交了一辈子，刨地刨得手指甲缝里全是洗不干净的黑泥，一说话就嘿嘿傻笑。可我知道，他那是穷怕了。家里天天吃红薯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我十六岁那年高中辍学，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是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那两百块钱的学费。

事情是在那年五月开始变味的。村长陈有福从镇上开会回来，在大喇叭里喊得嗓子都哑了，说山后头那条省道要改线，准备从我们黑水沟穿过去。

那天晚上，村里的大麦场上聚满了人。陈有福站在石碾子上，手里拿着个红塑料壳的手电筒，一边挥舞一边喊：“乡亲们，黑水沟要翻身了！公路一修，地就值钱了！占了谁家的地，按亩给补偿，一个人头还能分拆迁款！到时候，家家户户都能盖砖房，娶媳妇！”

我坐在一块烂木头上，看见我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露出那种表情，狂热，贪婪，眼珠子里像是有火在烧。他把我扯过去，粗糙的大手死死攥着我的肩膀，抠得我生疼。他低声说：“娃，听见没有？要分钱了。咱家那三亩坡地要是被占了，你娶媳妇的钱就有了，说不定还能供你回学校去读书。”

全村人都疯了。那几天，大家走在路上都不看人了，全低着头看地，拿个树枝在地上算能分多少钱。张家说他们家有两棵老核桃树能多要点补偿，李家说他们家的猪圈也得算面积。穷了太久的人，突然看到一坨金子砸下来，那股子兴奋劲能把人逼疯。

可路不是说修就修的，镇上的批文迟迟不下来，说是动工得等到下半年。

这中间有两三个月的空档。也就是在这时候，村里几个胆大的开始琢磨起别的生计。修路需要大量的石料，后山那片乱石岗子，平时连鸟都不拉屎，但要是把石头炸下来卖给施工队，那就是现成的票子。

这事是违法的，镇上不让私自炸山。但陈有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带头干这事的是他亲外甥。

我发现我爹参与进去，是一个礼拜天的大半夜。那天晚上我尿急，起来上厕所，路过堂屋的时候，听见里头有动静。我顺着门缝往里看，看见我爹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雷管，正小心翼翼地往一包炸药里塞。旁边坐着村长的外甥，还有村西头的刘大坏。

我吓了一跳，推开门就进去了：“爹，你干啥呢？这是犯法的！”

我爹猛地抬起头，脸色蜡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他一把将雷管藏到背后，狠狠瞪了我一眼，压低声音骂道：“闭嘴！滚回去睡觉！大人的事少管！”

刘大坏在一旁冷笑，吐了口唾沫说：“小兔崽子懂个屁。你爹跟着我们干，一晚上能挣五十块！五十块啊，你爹在土里刨一个月能挣这么多？等公路一修，咱再把这石料一卖，黑水沟就彻底发了。这事你要是敢说出去，老子扒了你的皮！”

我看着我爹，他没有反驳，只是把头低了下去，继续去摆弄那包炸药。他的手在发抖，但他还是在做。

从那天起，每到后半夜，后山总会传来闷声闷气的动静。轰隆一声，地皮都跟着颤一下。村里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但没人去举报。大家都指望着修路发财，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当恶人，砸了大家的财路。

小石头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事的。

小石头是陈寡妇的独生子，才七岁，长得瘦瘦小小的，但特别活泼。这孩子没爹，在村里招人嫌，可他最喜欢跟着大人跑。大人们去下地，他跟着；大人们去后山，他也总是在屁股后面兜着。

那天晚上，天阴得厉害，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吃过晚饭没多久，外面就下起了暴雨。噼里啪啦的雨点子砸在瓦片上，像是有无数只脚在顶棚上乱踩。

大概到了夜里十二点，我爹他们又要换衣裳出门。我拉住我爹的衣角说：“爹，雨太大了，山路滑，今晚别去了。”

我爹一把甩开我，穿上那件破雨衣，戴上草帽，瓮声瓮气地说：“今晚最后一次，明天施工队的人就要来验货了。你在家呆着，把门锁好。”

他跟着刘大坏他们走了。

到了两点多的时候，我还没睡着。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简直像是天漏了个窟窿。突然间，后山方向传来的不是平时那种清脆的“轰隆”声，而是一声沉闷的、巨大的轰鸣，像是地底下有什么庞然大物翻了个身。接着，就是一阵让人头皮发麻的连绵响动。

那是塌方的声音。

我心里格登一下，鞋都没穿好就冲出了院子。雨水瞬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我顺着山路往后山跑，还没跑到地方，就看见前面有几道手电筒的光柱在雨幕里乱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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