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能重来，一九九四年的那个夏天，我绝对不会去县城北街的夜市摆那个炒粉摊。

真的，有些钱不是活人该赚的。

现在都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一闭上眼，耳朵里还能听见那阵暴雨声，还有铁锅在水泥地上拖过去的动静，“嘎啦——嘎啦——”，像是有什么东西指甲盖在抠骨头。村里人都说我是年纪大了犯癔症，但我自己心里清楚，那地方有东西，它根本就没走。

当年我才二十出头，刚结了婚，家里穷得连锅都快揭不开了。那时候听人说县城里兴起了夜市，只要肯吃苦，推个车子去卖炒粉、烤串，一个月能挣大几百。我心思一热，找亲戚借了钱，焊了个铁皮推车，也跟着一头扎进了北街。

那年的北街夜市，人多得跟蚂蚁一样。一到晚上七八点，煤炉子的烟、炸串的油味、还有五六十瓦黄炽灯泡把整条街照得通明。 可只要是这种人多钱杂的地方，就少不了下水道里的臭虫。

梁三炮就是那条街上的阎王爷。

他那时候二十九岁，刚从大西北的劳改场放出来没两年。整个人长得跟个黑瞎子似的，脸上有一道指甲盖宽的疤，从左眼角一直拉到嘴角。他身后永远跟着三个游手好闲的混混，手里拎着胳膊粗的钢管，在夜市里横着走。

我第一天出摊，屁股还没坐热，一双沾满泥的大皮鞋就踩在了我的塑料凳上。

“新来的？懂不懂规矩？”

我抬头一看，是梁三炮。他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斜着眼看我。

我连连点头，赔着笑脸说：“大哥，懂，懂。您看要多少？”

“外地人？外地人翻倍。”梁三炮啐了一口唾沫，直接拍了拍我的铁皮车，“一天五块。少一分，明天把你这车推进护城河里去。”

一九九四年啊，五块钱能买好几斤猪肉了。我心疼得直哆嗦，但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乖乖掏了钱。谁让人家是地头蛇呢？我亲眼看见隔壁卖衣服的老头，就因为少给了一块钱，被梁三炮一脚踹在肚子上，整摊的衣服全被扔进了臭水沟里。那老头哭得鼻涕眼泪满脸都是，最后连个屁都不敢放，第二天就卷铺盖回老家了。

梁三炮每次收完钱，都会把一叠毛票在手里拍得啪啪响，咧开那满嘴的黄牙笑： “在这摆摊，就得交命钱。不交命钱，你连当鬼都捞不着好地方。”

这话他常说，可谁能想到，最后这三个字，一字不落全砸回了他自己头上。

也就是在那个月，许兰来了。

许兰是个可怜人，我到现在都记得她的样子。瘦得跟根麻柴火似的，脸色蜡黄，看人时总是怯生生的，眼眶陷得极深。她男人是在城西工地上摔死的，老板跑了，一分钱没赔。她一个人带着个六岁大的儿子，叫冬冬。那孩子话很少，总是一个人坐在摊位后面的小木凳上，帮着剥蒜。

许兰在我的斜对面摆了个馄饨摊。 她真的太不容易了。为了省钱，她每天凌晨三点就得爬起来去菜市场捡便宜的碎肉，然后回家熬汤。她那口大铁锅是她男人活着的时候在铁匠铺专门打的，又厚又重。每天晚上，她就用一辆破木头车推着那口锅，一步一步挪到夜市。

她的馄饨卖得便宜，一毛五分钱一碗，汤里还给放虾皮。按理说，这么本分的人，大家帮一把也就过去了。 可梁三炮不。他瞅准了许兰是个寡妇，没男人撑腰，又是外地来的，欺负起来最没顾忌。

起初，梁三炮也是收五块。 过了半个月，涨到了十块。

十块钱啊！许兰得卖多少碗馄饨才能攒出来？

那天晚上，梁三炮带着人又晃荡到了馄饨摊前。许兰正把一碗热腾腾的馄饨递给客人，梁三炮顺手就接了过去，连筷子都不用，直接用手抓着往嘴里塞。吃完了，他把碗往地上一砸。

“啪”的一声，碎瓷片溅得哪都是。

“许寡妇，今儿的规矩改了。”梁三炮摸着下巴，那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珠子在许兰胸前扫来扫去，“天天给钱多伤感情。这样，今晚收摊了，去县宾馆陪老子喝几杯。这一个月的命钱，哥哥给你免了，咋样？”

周围摆摊的，包括我，都把头低了下去。谁敢管？ 我当时正抓着一把粉丝往锅里放，手抖得不行，粉丝全掉在台面上了。我心里啐了自己一口：真他妈没种。可一想到家里刚满月的娃，我愣是一声没吭。

许兰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她把冬冬往身后拉了拉，声音都在发颤：“梁大哥……求求你，钱我一定给。孩子还在，您别……别开这种玩笑。”

“玩笑？谁他妈跟你开玩笑！”梁三炮脸色一变，猛地一巴掌拍在案板上，“不识抬举的臭货！给脸不要脸是吧？”

他啐了一口粘痰，不偏不倚，正好吐进了那口正冒着白烟、翻滚着骨头汤的大铁锅里。

“妈的，不识抬举，今天你这摊子也别摆了！”

梁三炮抬起那双大皮鞋，一脚踩在煤炉子的风口上。那炉子本来就摇晃，被他这么一踹，整锅的小骨汤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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