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个傍晚，易中海来前院找贾有才。

他站在堂屋门口，没有进门，两只手互相搓着，脸上带着一种贾有才很久没有在易中海脸上见过的表情——那种表情叫低声下气。

贾有才正在屋里看报纸，抬头看到是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桌上，招呼了一声：老易，进来坐。

易中海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双手搁在膝盖上，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贾大夫，咱们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快四十年了。我也不绕弯子，家里三个农村户口，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你看院子里能不能帮衬一把，都是老邻居了，捐点粮食或者钱。

贾有才没有立刻回答。

他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水，把搪瓷缸放回桌面上，然后才开口，声音不高不低的：老易，新社会了，有困难找街道办啊。你也是院子里住了几十年的老人了，当初街道办选举调解员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调解员只有两个职责，一个是排查可疑人员，一个是调解邻里纠纷。钱和粮食的事，调解员没有权利管。从去年秋天开始国家把粮食看得有多金贵，你是知道的。

易中海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站起来走了。

贾有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把那杯茶又端起来喝了一口。

他心里清楚——易中海大概不会去街道办。

张小花母子三人的户口，都不在南锣鼓巷这个辖区里，街道办怎么可能管？

去了也是碰一鼻子灰。

过了两天，阎埠贵也来了。

他倒是不像易中海那么拘谨，进门就笑呵呵地坐在椅子上，跟贾有才寒暄了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贾大夫，我家解成今年二十岁了，初中毕业之后在街上打了好几年零工，一直想找个正式工。你看你们中医院那边能不能给安排安排？

贾有才看了他一眼。

阎埠贵连根烟都没发，更别说带什么礼物了，就这么空着手过来让他给儿子安排工作。

大概在阎埠贵看来，大家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十一年，怎么着也该有情分在。

贾有才也不生气，语气平平地说：阎老师，我两个儿媳妇都还没有工作，你觉得我有给人安排工作岗位的能力吗？

阎埠贵显然被这句话堵了一下，推了推眼镜，换了个说法：贾医生，那……你看我花钱行不行？多少钱你开口。

医院里的工作岗位，跟花钱不花钱没有关系。医生、护士都是技术岗，关乎着病人的生命安全，只招收中专、大学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一概不招。你花再多钱，也买不到医院的工位。

阎埠贵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坐在椅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来，说了句那我再想想办法，然后就转身出去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贾有才一眼，那眼神里有失望，也有不满。

贾有才没有送他，端起茶缸又喝了一口水。

下半年灾情更加严重了。

入秋之后还是没怎么下雨，地里的庄稼收成不到往年的一半。

城市粮食定量没有再削减，但也没有增加。

周边农村有些过不下去的人家，政府发放了救济粮，保证没有人饿死。

贾有才没有听说四九城附近有饿死人的情况，也没有看到灾民涌进城来。

看来国家这两年确实在周边一些产粮国，用工业品换了不少粮食，提前做了储备——不然按照原历史上的情况，一九五九年底的时候四九城附近就已经开始出现外省逃荒的灾民了。

这一世那些灾民没有出现，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可能还在老家，用救济粮勉强撑着，等着来年的收成。

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

十一月份就下了第一场雪，虽然不大，但把干裂了一整个秋天的土地，薄薄的盖上了一层。

贾有才看着这点小雪，想着明年开春之后如果雨水还不来，地里的庄稼还是长不好。

除夕那天，95号院安安静静的。

没有鞭炮，没有红灯笼，没有往年走东家串西家的热闹。

每一家的窗户都早早地亮起了灯。

饭桌上没有什么像样的菜；

一锅棒子面粥、一碟咸菜、一盘醋溜白菜，还有一屉二合面馒头，掺了白面的那种，比纯棒子面的好吃一些。

贾有才从外面转了一圈回来，推开门走进堂屋，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放在桌上。

打开来，是十个热腾腾的肉包子，白面做的，皮薄馅大，油汪汪的，还冒着热气。

孩子们看到包子的时候眼睛都亮了。

贾卫红今年七岁，已经懂事了不少，虽然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但还是乖乖地坐着等大人发话。

贾卫国四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包子，小屁股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最小的卫民还在襁褓里，什么都不懂，正睡得香。

贾有才又从桌底下拿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是一斤卤牛肉，切好了薄片码在油纸上。

他把肉包子和卤牛肉在桌上摆开，又看了看王翠兰，看了看于莉，看了看秦淮茹，看了看三个儿子，然后开口说了一句：吃吧，今天是除夕。

一家人这才动了筷子。

一人一个肉包子，又一人夹了两三片卤牛肉。

肉包子咬开的时候热气腾腾地冒出来，满屋子都是那股麦子和肉馅混合的香气。

二合面馒头蘸着炖白菜的汤吃下去，咸菜咬在嘴里嘎嘣脆，棒子面粥从喉咙滑下去的时候暖暖的，一直热到胃里。

一家人围坐在那张旧木桌子旁边，电灯的光映着每个人的脸。

贾卫红啃包子的时候把油蹭了一脸，贾卫国吃得腮帮子鼓得像仓鼠，王翠兰把自己那片卤牛肉悄悄夹到了孙女碗里；

贾有才看到了，又把自己那片夹到了她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