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来的方式、他走向证人席的步伐、他在林啸面前停下来的距离,都在传递一个信息:
我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而你,在我面前,没有。
“林先生。“他的声音低沉而圆润,像是从一个很深的地方发出来的,“你说你是在年报的注释中发现了列支敦士登这个线索,对吗?“
“对。“
“你看那份年报是什么时间?“
“大约四个月前,今年二月。“
“二月。“惠特曼重复了一遍,“在那之前,你有没有从任何其他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匿名举报、内部线人、其他政府机构,得到过关于布莱克威尔先生在列支敦士登拥有银行账户的信息?“
关键问题。
如果他说“有“,那列支敦士登银行记录的获取依据就依赖于那个其他来源,而那个来源可能是温特斯,而温特斯的证词正在被挑战。
如果他说“没有“,那他在法庭上做了一个宣誓陈述,而温特斯确实在后来告诉了他列支敦士登账户的事,如果律师团能证明温特斯的信息在年报发现之前就到达了他手中,他就犯了伪证。
但事实是,温特斯联系国税局的时间,是在林啸发现年报注释之后。
温特斯的第一次接触是在三月中旬。
林啸看年报是在二月。
时间线是站得住的。
“没有。“他说,声音平稳,目光直视惠特曼。
【谎言探测】对自己不起作用,但他知道,这句话,是真的。
惠特曼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那是一个老猎人在评估猎物是否在说谎时的本能反应。
然后他点了点头,继续。
“你说布莱克威尔先生的个人海外银行账户申报中没有列支敦士登,但公司年报中提到了,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让你得出了布莱克威尔先生可能在隐瞒海外账户的结论?“
“对。“
“但林先生,年报注释说的是公司及其关联方拥有的账户,不是布莱克威尔先生个人。对吗?“
“对。“
“那有没有可能,那个列支敦士登的账户,属于公司的某个关联实体,而不是布莱克威尔个人?“
“有可能。但如果是这样,那个关联实体应该出现在公司的财务报表或合并附注中,我检查了,没有任何一个在公司报表中披露的关联实体在列支敦士登注册或拥有列支敦士登银行账户。“
“也许是一个没有披露的关联实体?“
“如果一个关联实体持有超过一万美元的银行账户却没有在公司报表中披露,那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值得进一步调查。“
惠特曼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某种“这个人比我预想的难缠“的认知。
他换了一个角度。
“林先生,你在申请列支敦士登信息交换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布莱克威尔先生有权收到通知?“
“我知道协议中有关于通知的条款。“
“但你选择不通知?“
“我选择了适用但书条款,即如果通知可能导致调查目的落空,可以不通知。“
“你判断通知会导致调查目的落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你个人的主观推测?还是有客观证据支持?“
“我之前已经列举了三个事实依据,“
“是的,你说他有跨境转移能力隐瞒先例对抗意愿。“惠特曼走近了一步,他的声音变低了半度,像是在把对话从公共空间拉进一个更私密的维度,
“但林先生,这三个,是不是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个跨国企业的高管身上?任何一个拥有海外实体的企业家,都有跨境转移能力,任何一个聘请了律师的纳税人,都可以被说成有对抗意愿,你的所谓,不过是一套泛泛而谈的模板,而不是针对布莱克威尔先生的具体证据。“
法庭里安静了两秒。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攻击,不是攻击他的事实,而是攻击他的逻辑。
把他的三个具体理由抽象化、泛化,让它们失去针对性,从而让法官觉得他的但书条款适用是“武断的“而不是“有根据的“。
林啸看着惠特曼。
他想起了沃尔特的话,“找到他的核心,他最脆弱的那个点,集中所有力量,只打那一下。“
惠特曼的核心是什么?
他在用“泛化“来稀释林啸的论证。
那林啸就用“具体化“来打回去。
“惠特曼先生。“他的声音很平稳,但比之前低了半个音,这是一种他从【威压】的使用经验中学到的说话技巧,不释放威压,只是模仿那种压迫感的声音频率,“你说任何跨国企业高管都有跨境转移能力,没错,但不是任何跨国企业高管,都在被调查之后,通过一个从未在个人申报中披露过的、位于以银行保密法着称的列支敦士登的信托账户,持有三亿四千万美元的隐藏资产。“
他的目光直视惠特曼的眼睛。
“这不是泛泛而谈,这是具体到了一个国家、一家银行、一个账号和一个精确到美分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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