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机“的外号不是吹的。

过去二十年，格林斯通资本的累计利润，超过了一千亿美元。

一千亿。

而托马斯·格林斯通本人，作为基金的创始人和最大的出资人，他从这一千亿里拿走了多少？

根据公开信息，他的个人所得，主要是基金的“业绩提成“（通常是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和管理费（通常是管理资产的百分之二），过去二十年累计，大约在两百亿到两百五十亿美元之间。

两百多亿的个人收入。

他交了多少税？

林啸翻到了档案中前任调查员留下的税务分析摘要，

格林斯通过去十年的联邦有效税率，平均，

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一。

一个年收入超过十亿美元的人，交的税率，比一个年收入五万美元的中学老师还低。

怎么做到的？

答案就在那个红色文件夹的标题里，总收益互换和变量预付远期合约

这两种金融工具，是华尔街用来“变钱“的核心法宝。

林啸花了整个下午读前任调查员的分析，然后又花了整个晚上，回到公寓之后，用系统灌输的知识来补充和验证。

到了凌晨两点，他终于把格林斯通的逃税架构理解透了。

简单说，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下，格林斯通从基金里获得的“业绩提成“，应该按照“短期资本利得“或“普通收入“来缴税，税率最高百分之三十七。

但格林斯通没有“拿“这些钱，至少不是以正常的方式“拿“。

他的做法是，

第一步，他不从基金里提取业绩提成。他把应该属于他的提成，留在基金里，以“递延补偿“的形式挂账。

第二步，他用这些挂账的“递延补偿“，跟一家投资银行签订一份“总收益互换“合约。

合约的内容是，投资银行向他支付一笔等值的现金，作为交换，他把那些递延补偿的“经济利益“转让给银行，银行获得了对应的投资回报，然后两年后（满足长期资本利得的持有期要求），双方“了结“合约，格林斯通拿回他的钱，但这时候，这笔钱的性质已经从“业绩提成“变成了“长期资本利得“，税率从百分之三十七降到了百分之二十。

第三步，他用另一种工具，“变量预付远期合约“，来进一步推迟纳税时间。

这种合约允许他在未来的某个日期才“实际收到“钱，而在收到之前，他不需要交税，即使他已经在实际使用这些钱了（通过合约获得的现金流）。

两步操作，税率从百分之三十七降到了百分之二十。

加上第三步，纳税时间被无限推迟。

效果，百分之十一的有效税率。

而这，是合法的吗？

这就是灰色地带。

国税局的立场是，这些合约的唯一目的是改变收入的税务性质，没有真正的“投资风险“转移，因此应该被视为“虚假交易“，不应该改变收入的税务定性。

格林斯通的立场是，这些合约是真实的金融交易，有真实的合约对手方（投资银行），有真实的条款和义务，在法律上完全合规。

两种立场，各有各的道理。

但问题是，金额。

如果格林斯通过去十年，通过这些合约，把本应按百分之三十七缴税的收入，变成了按百分之二十缴税，

差额，百分之十七。

过去十年的收入，大约一百五十亿。

百分之十七乘以一百五十亿，

二十五亿美元的少缴税款。

加上罚金和利息，

可能超过四十亿。

林啸靠在公寓的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想着这个数字。

四十亿。

比布莱克威尔少了十几亿，但这个案子的难度，

他直觉地感到，

比布莱克威尔更大。

因为布莱克威尔的逃税架构，虽然复杂，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份二〇〇九年的票据，一个可以被攻击的基石。

但格林斯通的架构，没有单一的弱点。

它的每一个环节，总收益互换、变量预付远期合约、递延补偿，都是华尔街每天在使用的标准金融工具。

数以千计的金融机构和高净值人群在使用同样的工具。

如果国税局攻击这些工具本身，等于是在攻击整个华尔街的运作方式。

这不是拆一栋楼。

这是拆一座城市的地基。

林啸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苏珊说的话，“你在华尔街面对的是权力。”

他想起了沃尔特说的话，“老钱不相信规则，因为老钱知道规则是他们写的。”

他想起了德卢卡说的话，“去让格林斯通知道，规则不是摆设。”

他睁开眼睛。

“好。“他低声说。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厨房，把外婆的肠粉盘从架子上拿下来，在手里转了一圈，感受着那种凉凉的、沉沉的、经过无数次蒸煮的金属质感。

然后他把盘子放了回去。

回到桌前，打开了电脑，开始写他的第一份分析备忘录。

标题，

“格林斯通资本管理公司，初步税务架构分析，代号。”

棋局。

因为这一次，不是猎鹰抓兔子。

是两个棋手，隔着一张棋盘，落子。

你一步，我一步。

看谁先走到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