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卖鱼的老头在跟隔壁卖菜的老太太斗嘴。

两个穿校服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从他身边跑过，辫子上的皮筋是粉红色的。一个穿着围裙的中年男人站在药材店门口抽烟，烟雾在三月的冷空气中缓缓上升，散了。

林啸站在街边，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身，走回了下东区的公寓。

他需要休息。

明天，克伦肖的保护令申请就要到了。

保护令申请在周一早上九点准时到达，通过联邦法院的电子系统，同时抄送给了林啸和德卢卡。

林啸在办公室里打开文件，一百零三页。

克伦肖没有敷衍。

这份保护令申请的质量，林啸看过之后不得不承认，是他见过的最高级别的法律文书之一。

论证结构像建筑一样严谨，每一个论点都有三到五个联邦判例支撑，每一个判例都被精确地引用到了跟当前事实最相关的那个段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多余的词，

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零多余零件。

他花了两个小时看完。然后关上文件，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克伦肖的核心论证是，

传票要求的“定价模型“和“风险评估报告“，属于“商业秘密“，受联邦法律保护，国税局的税务调查权不得凌驾于商业秘密保护之上，特别是在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国税局尚未确立“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传票的发出是“投机性的“而不是“有针对性的“，因此应当被撤销。

“投机性的“，这个词刺到了林啸。

克伦肖的意思是，国税局发这些传票，不是因为已经有了格林斯通逃税的具体证据，而是因为他们在“钓鱼“，用传票来撒网，看看能不能从投行的内部文件里找到点什么。

而“钓鱼式传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

国税局的传票，必须有“合理的必要性“，即传票要求的信息必须跟一个已经确立的调查方向直接相关。

克伦肖的论证就是在攻击这个“合理的必要性“，他说国税局目前只有“怀疑“，没有“证据“，所以传票是投机性的，应当被撤销。

林啸想了很久。

克伦肖说得对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他目前确实没有格林斯通逃税的直接证据。他有的是，一个附注里的提前终止费条款，一个关于量化模型预测准确率的理论假设，以及一个前任调查员输掉的案子的判决书。

这些，够“合理的必要性“吗？

他不确定。

但他知道一件事，如果他不能拿到投行的内部文件，他就永远无法证明那些合约是“虚假交易“。

因为合约的“虚假性“，不在合约本身的条款里，而在合约背后的，那些没有写在纸面上的，双方的真实意图和预先安排。

要证明“预先安排“，你需要看到双方在签约之前的内部沟通记录，邮件、备忘录、会议纪要，那些律师和交易员在私下里说的话，“这个合约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确保结果是我们想要的？““风险多大？实际上，没有风险。“

这些话，如果存在的话，只会存在于投行的内部系统中。

没有传票，他就拿不到这些东西。

拿不到这些东西，他就无法证明虚假交易。

无法证明虚假交易，整个案子就是一座空中楼阁。

所以，这场传票保护令的博弈，不是一个附带的程序问题。

它是整个案件的生死关口。

林啸花了三天写回应。

不是他一个人，他把惠敏拉进来帮忙了。

“你之前的案子输在了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个标准上。“他对惠敏说，“但你一定在那个案子里也申请过类似的传票，也被对方用类似的理由反对过，你是怎么处理的？“

惠敏想了想。

“我当时的论证是，商业秘密保护不是绝对的，在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政府的执法权优先于商业秘密保护，但法官不买账，她认为我没有提供足够的合理怀疑的依据。“

“你提供了什么依据？“

“合约的结构本身，提前终止费条款，赔付率，这些。但法官觉得，这些只是间接证据，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

“那什么才算直接证据？“

“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直接证据在投行的内部文件里，但你要拿到内部文件需要传票，而传票需要合理怀疑的依据，而合理怀疑需要，直接证据。“

“死循环。“

“对，克伦肖就是靠这个死循环活了十五年。“

林啸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有一种方式可以打破死循环。“

“什么方式？“

“不从格林斯通这边找直接证据，从别的案子里找。“

惠敏看着他。

“你是说，其他对冲基金？其他投行？“

“对，格林斯通不是唯一使用总收益互换来改变收入性质的对冲基金，华尔街有几十家基金在做同样的事，如果其中任何一家，在过去的案件中，有内部文件被曝光过，显示了合约的真实目的是改变税务性质而不是真实的投资交易，那这些文件就可以作为类似交易的先例证据，来支持我们对格林斯通的合理怀疑。“

惠敏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是说，用别人的案子，来敲开格林斯通的门。“

“对。“

“有这样的先例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谁可能知道。“

“谁？“

“你，你在金融处查了七年，二十三个案件，你一定在某个案子里见过类似的内部文件，某个投行或基金的交易员在邮件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惠敏的表情变了。

她的手，放在桌面上的右手，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