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档案室的灯是声控的，江野走一步，亮一截。天花板的灯管有两根不亮，剩下那几根，光是黄的，像旧照片褪了色。

保险柜是老式的，铜把手磨得发亮，锁孔里积了灰。陆知梧从口袋掏出一把钥匙，金属凉，她没擦，直接插进去，转了三圈。咔哒一声，门开了。

里面没放文件，是纸。七百二十三份，一摞一摞，用橡皮筋捆着，每一份都压着一张A4纸，打印的标题：自愿离职协议。签名栏，全是字。

江野蹲下来，从背包里取出放大镜，没开灯，就着头顶那点黄光，一张张对。他手指沾了灰，指甲缝里有黑，没洗。他没说话，陆知梧也没动，站在他身后一步远，棉衣领子还翻着毛边，鞋底的泥没扫干净，蹭在地板上，一小块，没化。

第三十七份，签名是“林秀兰”。江野停了两秒，翻到档案柜最底下，抽出一份泛黄的员工档案。照片是黑白的，女人三十岁上下，戴眼镜，头发扎得紧，嘴角没笑。档案页写着：病逝，2020年3月17日，肺纤维化。

他把那张协议和档案并排放在地上，光打在照片上，女人的眼睛是空的。

他继续翻。第五十二份，签名是“周明远”。档案里，这人是2018年主动离职，去开了一家小餐馆，三年后关门，欠了债，再没消息。

第七百二十三份，签名是“江野”。

他没动。手指捏着纸边，没撕，没揉，就那样捏着。纸是新打的，墨没干透，还带着点潮气。

陆知梧走过来，没看协议，低头看他手。她蹲下，膝盖压着地，棉裤磨出毛球。她伸手，把那张纸从他指间抽走，放回原位。

“你记得你2019年8月12日签过什么吗？”她问。

江野摇头。

“那天你加班到凌晨三点，打印了三份合同，签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你，一个是‘林秀兰’。”

他没接话。他站起来，走到墙角的监控终端，插上U盘。屏幕亮了，灰蒙蒙的，时间戳是2019年7月15日，凌晨4:03。

画面里，办公室空着，桌上的文件堆成山。门开了，一个穿深灰外套的女人走进来，头发盘得一丝不乱，手里拿着一叠纸。她没开灯，借着窗外路灯的光，把江野桌上的三份文件抽走，换上新的。动作熟，像每天都在做。

她转身时，镜头扫到她左腕——一块旧表，表带是皮的，磨得发白。

江野盯着那块表。他记得。他父亲去世前，也戴过一块一样的。

“她叫陈砚。”陆知梧说，“我妈的学生。2016年，她举报陆氏数据造假，被内部处理了。三个月后，她辞职，说是回老家养病。”

江野没动。他调出2019年全年监控，凌晨四点，每天都有。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身影，换文件，换签名，换合同。有时候，她会在他桌上放一杯水，杯沿有牙印，和他现在用的那杯一模一样。

他转身，走到档案柜最深处，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没文件，只有一本皮面日记，封面烫金的字早磨没了，只剩凹痕。

他翻开。最后一页，字是手写的，墨水淡了，像被水洇过：

“她替你背了罪，你替她活下来。”

他合上日记，没说话。走到墙边，从地上一张张捡起那七百二十三份协议。纸有点脆，边角卷了，有的还沾着咖啡渍。他没用胶带，没用钉子，就用手，一张一张，贴在墙上。

贴第一张时，陆知梧走过来，站在他旁边，没帮忙。她看着墙，眼睛没眨。

贴到第一百张，他手抖了一下，纸贴歪了。他没撕，就那样贴着，歪着。

贴到第三百张，他停下来，从口袋摸出一包烟，没点，捏在手里。陆知梧从他手里抽走，放回他口袋。

“你父亲，”她说，“他死前，也贴过东西。”

江野没问是什么。

“他贴过一张纸，在他办公室墙上，写的是‘别信他们’。后来，那面墙被刷了。”

江野继续贴。贴到第六百张，他停了。墙快满了，纸叠着纸，像一层层皮。

最后一张，是他的名字。

他贴上去，指尖按了按，纸贴牢了。他退后一步，站直，看着整面墙。

墙是灰的，纸是白的，签名是黑的。没有血，没有字，只有名字。七百二十三个，一个不少。

他没哭，没笑，没说话。

陆知梧走到墙角，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金属小盒，打开，里面是半卷银线，针还在，针眼钝，线头没打结。

她没说话，把盒子放回背包，拉链没拉严。

江野走到门边，手搭在门把手上，没转。门栓松了，一碰就晃。

“你母亲，”他终于开口，“她知道吗？”

陆知梧没看她，低头看鞋尖。泥点还在，没扫。

“她死前，给我留了一封信。”她说，“说，别恨她。说，她没选错。”

江野没接话。他推开门。

走廊的灯是感应的，他走出去，灯灭了。身后，那面墙还亮着，黄光从门缝漏出来，照着那些名字，一动不动。

楼梯口，一只老鼠从纸箱里钻出来，叼着半块饼干，跑得快，没回头。

楼道尽头，一扇窗开着，风灌进来，吹动了墙角一叠没整理的报表，纸页翻了一页，停在2019年8月12日。

那页上，打印着江野的名字。

风停了。

纸不动了。

灯，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