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灯是那种老式荧光管，嗡嗡响，但不亮。江野坐在被告席上，白衬衫领口磨得发毛，袖口还沾着一点碳粉，和上个月调试中继器时蹭的一样。他没戴手表，也没看时钟。面前的审判长是个秃顶男人，左手无名指有道旧疤，指甲缝里嵌着干掉的墨水。

法官问：“你播放的视频，来源是？”

江野没答。他只是按下播放键。

七十二个孩子，穿病号服，站成一排。有的头发掉光了，有的胳膊上插着管子。他们手拉着手，脸对着镜头，声音不齐，但都念得出声：“每个人，都有权不被驯服。”

没人哭。没人笑。有人咳嗽，有人吸鼻子，有人把头靠在旁边人的肩膀上，没挪开。

视频结束，屏幕黑了。灯还亮着，嗡嗡地响。

法官没动。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指节发白，像冻过。他没擦汗，也没碰水杯。水杯在桌上，杯沿有道浅浅的水痕，停在昨天的位置。

“你从哪里得到这些声音？”他终于开口。

江野抬眼，看了他三秒。然后指向胸口。

“从每一个，曾经被说‘你该忍一忍’的人心里。”

他说完，没再开口。法庭里安静得像停了电。有人咳嗽，有人翻纸，有人把钢笔帽拧了又拧，没拧紧。

旁听席上，没人举手，没人鼓掌。但有人把纸条折了又折，塞进外套口袋。有人把手机关了，屏幕彻底黑了。有人摘下耳机，轻轻放在膝上。

江野被带离时，没挣扎。法警的手搭在他胳膊上，他没躲。鞋底在地板上蹭了一下，带起一点灰，落在大理石缝里。

他没回头。

庭外，人站满了台阶。不是记者，不是抗议者，是普通人。穿西装的，穿工装的，穿校服的。有人举着纸条，字是手写的，墨水晕开，有的是铅笔，有的是圆珠笔，有的是口红。

“我选择不沉默。”

“我不再签加班同意书。”

“我的时间，不是公司的资产。”

“我拒绝被算法定义。”

没人喊口号。没人举牌。没人唱歌。只是站着，举着纸，像在等一场雨。

江野被法警推着走，经过人群时，有人递来一张纸。没说话，也没看他的脸。纸条上写着：“你妹妹的画，我见过。在医院走廊，贴了三年。”

江野没接。纸条掉在地上，被风吹了一下，贴在台阶的裂缝里。

他没弯腰。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街角，车窗没关。陆知梧坐在后座，没穿外套，白衬衫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她手里捏着一张纸，纸角卷了，边上有咖啡渍。她没看江野，也没动。

车门开了。

江野没上车。

他站在台阶上，风吹得他衬衫贴在背上。他低头，鞋底还沾着法庭地砖的灰，灰里混着一点红，是那片枫叶最后的残迹。

“你不去？”他问。

陆知梧没答。她把纸条放进包里，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包是旧的，拉链卡着，没拉上。

“你该休息。”她说。

“你没休息。”江野说。

她终于抬眼，看了他一下。眼神没温度，也没波动。像看一台刚关机的机器。

“你脑部损伤，”她说，“医生说，可能记不住事。”

“我记得你。”江野说。

她没接话。车里空调开着，冷气从窗缝漏出来，在阳光下像一层薄雾。

江野没动。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截铅笔，笔芯断了，只剩半寸。他低头，用指甲把铅笔头削了削，削得不齐，像小时候在课桌上刻的字。

他把铅笔放回口袋。

“你为什么没删掉她？”他问。

陆知梧没答。她伸手，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边角卷了，是两个小女孩，穿一样的白裙子，站在一棵枫树下。一个笑，一个没笑。照片背面写着：“2003.3.17，知棠，知梧。”

她把照片递过来。

江野没接。

风吹过，照片翻了一页，背面朝上。那行字被阳光照着，像刚写上去的。

“你记得她七岁时画的画吗？”陆知梧忽然说。

江野没动。他低头，鞋底又蹭了一下地，灰又落了一点。

“她画了你。”陆知梧说，“手伸向你，说‘哥哥，你别哭，我会变成风’。”

江野抬眼，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身，朝台阶下走。

他没上车。

他朝街对面走。那里有家便利店，玻璃门上贴着“今日停电，仅售纸笔”的告示。他推门进去，没开灯。货架上只剩三支铅笔，两本横线本。他拿了最便宜的，付了五块钱。收银员没看他，也没找零。

他站在门口，把铅笔和本子夹在腋下。

风吹过来，把他的衬衫吹得鼓起来，像一面没挂上的旗。

他没回头。

陆知梧的车还停在原地。车窗关上了，但没锁。门缝里，露出一点白衬衫的边角。

江野走远了。

街角的路灯，忽然亮了。不是自动感应，是手动。有人从便利店出来，按了墙上的开关。

灯亮了，照着地上那张被风吹到一半的纸条。

“我选择不沉默。”

风又吹了一下，纸条翻了个身，贴在下水道口，不动了。

江野走进巷子，拐了三个弯。巷子尽头有家修表铺，老板在擦一块老式怀表，表盖上刻着“陆氏·2003”。

江野没进去。

他在门口站了两分钟，从口袋里掏出那截断铅笔，在墙上，一笔一笔，写了个字。

不是“谢”。

也不是“走”。

是“在”。

写完，他把铅笔放回口袋，转身离开。

巷子深处，一只猫从纸箱里探出头，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

路灯还亮着。

风还在吹。

墙上的字，被灰尘慢慢盖住，但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