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灯是冷的，白得像医院走廊。七国代表围坐长桌，西装领带一丝不苟，没人碰面前的水。玻璃杯沿上，有三道指印，干了，发亮。

江野坐在最后一排，穿的是上周那件灰夹克，袖口还沾着铜屑。他没带笔记本，也没拿笔，只把一个旧U盘插进投影仪接口。屏幕亮了，第一张图是铅笔画的，一个穿白衬衫的女人，蹲在教室角落，手搭在小孩肩上。小孩的头低着，眼泪画得歪歪扭扭，像墨水瓶倒了。

第二张，女人在医院床边，手里捏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只歪脖子鸟。孩子没画自己，只画了那只鸟，和女人的袖口。

第三张，女人站在雨里，撑着一把黑伞，三个孩子挤在伞下，脚边全是水洼，倒映着云。

没有文字，没有标注。三百张，一张接一张，放了十七分钟。没人说话。有人低头看表，有人调整了领带，有人把水杯拿起来，又放回去，杯底在桌上留下一圈浅印。

坐在主位的美国代表终于开口：“这算什么？儿童画？我们开的是‘非人类意识影响评估会’，不是心理课。”

江野没抬头。他盯着屏幕最后一张图——一个女孩坐在窗台，白衬衫女人在她身后，手轻轻搭在她膝盖上。女孩的脚没踩地，悬着，像随时会掉下去。窗外是夕阳，画得特别淡，几乎看不出来。

“你们的孩子，”江野说，“有没有在梦里见过她？”

没人答。有人咳嗽了一声，声音很轻，像被掐住了。

英国代表的手指在桌沿敲了两下，没节奏。法国代表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德国代表盯着投影，眼睛没眨。

沉默持续了四十七秒。有人动了动椅子，木头和地板摩擦，发出一点涩响。

“我们不需要情感投射，”日本代表终于说，“我们需要可量化的风险评估。这些画，无法溯源，无法验证，不具备科学依据。”

“那你们的评估报告，”江野说，“有谁问过孩子，他们为什么画她？”

没人接话。

他站起身，把U盘拔下来，插回口袋。夹克内袋鼓了一下，里面还有半块没吃完的饼干，是林小舟塞给他的，说“你昨天没吃午饭”。

他没看任何人，转身往外走。门把手是黄铜的，有点松，转起来吱呀一声。他没回头。

第二天早上，七国教育部长的辞职信同时出现在各国政府官网。内容一样，只有最后一句不同。

美国：我女儿说，那个姐姐教她，眼泪不是错误。

英国：她说，姐姐说，哭完可以继续画鸟。

法国：她半夜醒来，说姐姐在她枕头边放了一朵白山茶。

德国：她说，姐姐没说话，但抱了她很久。

日本：她说，姐姐说，你不用变成别人想要的样子。

邮件发到江野邮箱时，他正蹲在实验室修水冷机。散热管又漏了，水滴在地板上，积成一小滩，边缘发黄，像咖啡渍。他没擦，也没换鞋。裤脚还沾着前天深海探测区的泥。

艾拉的声音从天花板传来：“七国教育部系统已全部切换至‘非标准教育评估模式’。新增子模块：‘允许情绪存在’。”

江野没回。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本旧日记，翻到最后一面。空白页上，他写过一句话：“第一章：他不再寻找她，因为他知道，她正活在每一个，敢说‘我拒绝’的孩子眼里。”

现在，他用铅笔，在那行字下面，又写了一句：“今天，林小舟画了第307朵白山茶。”

他合上本子，没放回抽屉。就放在桌上，压着半块饼干渣。

窗外，天阴着。云压得很低，窗玻璃上有一道水痕，从左上角斜下来，像谁用指甲划过。

他起身去倒水。杯子是旧的，杯口缺了一小块，他一直没换。水倒进去，晃了晃，没溢出来。他喝了一口，凉的。

桌上，U盘还插在投影仪接口上，没拔。屏幕黑了，但电源灯还亮着，微弱的红光，像一颗没熄的烟头。

他看了眼时间，九点零七分。

林小舟该到学校了。

他没打电话，也没发消息。只是走到窗边，把那本日记轻轻推到窗台上，让阳光能照到那行字。

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里钻进来，吹动了日记的一页。干枯的白山茶花瓣，从夹层里飘出来，落在地上。

他没捡。

水杯还放在桌上，杯沿的水痕，慢慢干了。